Vol.7-1 | 新生之路：评梅尼克《德国的浩劫》
文派 2015-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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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期：第一名
新 生 之 路
评梅尼克《德国的浩劫》
文/肖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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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克（1863-1954）是一位生在大时代的历史学家。他的一生，与德意志帝国的兴亡相始终；而他的学术，也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从他的四部代表作中，我们可以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1908）思考的是，德意志如何走上了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道路；《马基雅维里主义》（1924）和《历史主义的兴起》（1936）分别探讨“国家理由”和“历史主义”这两个德意志民族的支柱性观念；直到这时，梅尼克仍然是怀着自豪和崇敬，在书写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史。而当他在暮年写下《德国的浩劫》（1946）这部压卷之作时，就已经是在德意志精神的废墟中，一面反省刚过去的这场浩劫，一面探索重获新生的可能。
战火刚息，梅尼克就不顾日渐严重的眼疾而奋笔著书。这是因为有一个紧迫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德国的命运落入希特勒之手，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出于必然？“按照它所得到的答案之不同，德国人民整个精神状态和政治状态……也会迥然不同”。因为这关系到德国人民在多大程度上要为希特勒上台而负有罪责，从而决定了人们能对德国的未来抱有多大的希望。事实上，德国和日本在战后的不同命运，基本上就取决于同盟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多少与译者何兆武先生的概括不同的是，梅尼克的宗旨并不是单纯地撇清德国历史文化与法西斯的关系。对人事的理解，向来不能停留在“是”或“否”上，而必须深入到事物自身运作的机理之中。于是，梅尼克把问题进一步表述为，为什么一个创造出辉煌文化成就的民族，会诞生希特勒这样的怪胎？为什么朝向自由和民主的近代欧洲，会出现法西斯这样的逆流？法西斯诚然是德国的现象，但也是欧洲的现象。因此，“德国的浩劫这个问题”必须“同时扩展为一个超乎德国之外的普遍西方命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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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朝向自由和民主的近代欧洲，会出现法西斯这样的逆流？
早在19世纪，前辈史家布克哈特就已经看到了启蒙运动所蕴藏的法西斯主义后果。他指出，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想要追求的普遍的人类幸福，会“转化为占有欲、权势欲以及普遍地为追求生活享受而奋斗”。旧的社会纽带被群众运动所冲破，于是群众就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掌握军权的极权者之下，又被套上了更强有力的轭，只能俯首听命，“每天清早随着鸣鼓而就位，傍晚又随着鸣鼓而归家”。
梅尼克基本同意布克哈特的分析，但他并不认为现代文明只是一场被享乐主义所诱导的道德堕落。在他看来，有着“不可抗拒的动力学上的原因”在支配着当代西方的历史命运，也就是群众人口的空前迅速增长，以及他们所提出来的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要求，前者通过英国工业革命而实现，后者则表现为法国大革命。梅尼克眼中的人民群众，不是一群贪婪的牲口，而是力图为自己赢得自古以来都被严重忽视的人类尊严。他们渴望权力和占有，也期盼自由和民主，这些要求对“一切迄今为止的社会秩序和文化”施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梅尼克指出，这就是支配着19世纪以来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旧的社会和新的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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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社会和新的人民群众”
从这一基本结构中生发出了当代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大浪潮。人民群众最初自然地要求民主，也就是权力。进而，拥有了权力的人民群众“为着充分保障他们的生活水平而要求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则要求“变革一切并且能创新”，以释放出全部力量来在此世建设“人类幸福”的“王国”。然而，社会主义运动没能迎来其“最后革命”，因为民族主义“削弱了它或者引导它转向”。民族主义受到“有教养的并且日愈富裕起来的中等阶级”支持，主张的不是阶级的利益，而是民族的权力。民族的权力政治高涨，则是因为19世纪末各国之间为了未来世代的生存空间而展开的激烈斗争。海外殖民和商业扩张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而空前规模的现代陆军、海军，也都在疯狂的军备竞赛中建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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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主张的不是阶级的利益，而是民主的权力。”
这是因为，“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人口增长所呈现的全人类问题”，或者自己“经济生存的可能性”问题，每个国家都必须竭尽全力去应对。而德国法西斯主义，正是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浪潮结合在一起的结果，它要建立起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全面控制，从而释放出最大限度的权能，以此来保证这种结合的顽强和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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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对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全面控制”
德国法西斯主义这场浩劫，诚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却是各种历史情势综合作用的结果。梅尼克指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浪潮是遍及全球的，但“在德国有着一种全然特殊的性质”，具备更加尖锐的战斗性。19世纪初以来，“蒸汽机和铁路的新魔术”，如在英法美诸国一样，也在德国“创造了新的对煤和铁的宗教崇拜”，使得人们不再注目于“人自己个性的提高和精神化的那种生活方式”，而是更加关注社会和国家，向国家提出更多的权力和利益的要求。到这里，德国都没有表现出与其他各国在道路上的本质差异。梅尼克进而指出，18世纪由腓特烈二世创立的军国主义塑造了德国陆军高度的纪律化和单一化，这种精神通过俾斯麦对德国的武力统一而更加张扬了出来。它取得的最终表现形态就是强权国家的思想，即“对也罢，错也罢，终归是我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权力独立于道德，而有其自身运作的逻辑，军队服从于政治，政治则就是权力。虽然各个国家都在运用这一思想，然而德国人却尤其公开、赤裸、尖锐和自觉地在宣扬它。梅尼克指出，这样做在现时代的一个致命危险就在于，政治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事了。当一个人能够“以对自己人民的生活和生存的热诚关怀”，而论证“民族自私主义在伦理上乃是正确的”，那么这也就是在鼓励人们在其日常生活中按照这个原则来对待自己的同胞。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以及陆军的盲目服从精神，就是希特勒得以上台最为重要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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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以及陆军的盲目服从精神，就是希特勒得以上台最为重要的统治基础。”
因此，在梅尼克看来，这场浩劫归根到底是德意志民族灵魂力量失衡的结果。他指出，健全的人类生活，必然出于健全的灵魂结构，亦即理性力量与非理性力量的全面发展与相互和谐。然而，从歌德时代到希特勒时代，德国民族性格中原本达成的平衡不断遭到破坏，理性逐渐独立于情感而片面发展成了算计，情感则不再是宗教的虔诚、对美的向往与对真理的追求，而过度地指向了权力、财富与安全。对于一个这样的人来说，“任何在技术上能够加以算计而又可行的事情，只要能带来财富和权力”，就都可以做了。梅尼克看得很清楚，灵魂中无论哪种力量的片面发展，都会威胁和破坏灵魂整体。而这样的灵魂一旦遇到“事变的风暴”，就“将能导致对个人、对群众、对整个民族的灾难”。
梅尼克反复嗟叹，德国人民在两百年来的精神生活历程中，一步一步偏离了健全而走向了病态。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德国人民也能够一步一步再重新建设歌德时代那种物质和精神、现实和理想高度统一的民族精神形态。这就意味着要扭转“经济生存”的意涵，不再追求物质力量的无限膨胀与经济生产的无限扩张，而是在基本的物质生存的基础上，构建值得过的精神生活，以此来驯服人民群众的渴求、使权力的掌舵人服从于更高的道德与文化理想。这就是在梅尼克心目中德国的新生之路。
梅尼克最后说，他希望“在每一个德国城市和较大的乡村将来都有一个倾向相同的文化朋友们的社团”。这些社团“身上的重任是，通过嘹亮的声音把伟大的德国精神之最富生气的见证带到听众的心里”。但他不打算去规定这些社团的具体形态，因为这项事业所要求的，是“每个个人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必须是“出自个人、出自个性、出自个别的少数人，他们首先在自己之间建立起这样的”社团，“然后再自然而然地在这里发展出这种形式，在那里又发展出另一种形式”，以此来再造并深化德意志民族内在的精神生活。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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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克的笔调无疑是沉痛的，但绝不是悲观的。对这场浩劫的反思，“更其是一个理解问题而非一个谴责问题”。德意志原本是“健全的有机生命”，只要找出了“导致它肿胀和堕落的那些根源”，就能对症下药，使之恢复健康。
这个方案本身，就有着鲜明的德国色彩。自从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德国思想的一大特征就是把国家看作有机体或精神共同体。米勒在反驳社会契约论时认为，国家不是理性的建构和机械的联合，而是历史运动的结果，有其内在的生命深度和个性发展。这一思想在梅尼克的思考与写作中，始终具有枢纽性的地位。《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指出，德意志民族国家依托历史而兴起的过程，也就是拒斥以自然法为根据的世界大同理想的过程。《马基雅维里主义》进一步指出，这个过程同时也融合了国家理由的观念，把追逐权力给正当化了。如果说权力政治是民族国家的肉身，那么《历史主义的兴起》揭示的就是它的灵魂。梅尼克在此书中骄傲地指出，历史主义是一场最伟大的精神革命，它从理性主义和自然法的主宰中把个体性解放了出来，赋予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样化个体生命以崇高的精神价值。德意志，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个体生命。而正是这种民族国家、历史主义与权力政治的三位一体，使德国人在一战刚爆发时几乎全体卷入了不可遏止的激情之中，梅尼克本人也不例外。
即使经历了二战，梅尼克也仍然没有失去对这样一个历史传统的信心。他反对把罪责归于德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更不认为应该以西方自由民主来改造德国。他指出，恰恰应该坚持这个传统，在权力和精神、国家和文化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才能使德意志民族精神的个性重新绽放，既不落入纳粹极权体制的桎梏，也不窒息于贫乏抽象的世界公民国度。《德国的浩劫》仍然是在为历史主义这一德国道路辩护。
然而，导致德国精神“肿胀和堕落的那些根源”并不像病菌那样是外来入侵的，而正是来自这个有机体本身。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它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恢复健康，而不会再次肿胀堕落而酿成别的灾祸呢？德国的精神历程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梅尼克所推崇的“个体生命”的内在分裂。这意味着，国家也许并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所具有的内在统一性，而始终受着内部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不同倾向的威胁。即便是看起来最“个体”的每一个个人，岂不也经常能体会到自己内在心灵的自我冲突吗？因此，仅仅诉诸个性的自由发展，并不足以消弭这种冲突和堕落的危险，反而可能会使不同个性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酿成将来更加激烈的争斗。
因此，历史主义，或者说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可能是梅尼克药方的全部。无论如何，他必须拒绝给希特勒这种灭绝人性的个性以自由发展的空间。而他希望把他所寄予厚望的文化社团命名为“歌德社团”，也表明他希望像歌德这种“伟大”、“崇高”而“富生气”的个性能够更多地发展起来。在这里决定了他的取舍的，如果不只是没有理由要求他人服从的个人偏好，那就是高于个体生命本身的善恶原则。为了个体生命的发展，他必须给特殊的个性加上“人性”这样一个普遍规定。换言之，他不得不暗中以非历史主义的方式，来补救历史主义的内在困难。
如果拒绝了普遍的善恶原则，那么无论是作为民族主义还是作为个体主义的历史主义，都将要么在自相矛盾中毁灭，要么在自欺欺人中苟活。历史主义的主张，就像“扶友损敌”这一古老政治伦理一样。当一个民族用利益至上的手段来对付其他民族时，它没有理由阻止族民在彼此身上运用这同一个原则；当一个民族主张自己独特个性的权利时，它也无法正当地规范族民的个性发展。失去了对普遍人性真理的敬畏和信靠，常青的生命之树亦将枯萎。
正是在这里，我们窥见了英美自由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表面冲突之下隐秘的亲缘关系。自由主义诉诸普遍的自然法来保护个体的自然权利，而历史主义则诉诸个体的生命个性来对抗普遍法则的规训。无论是哪一个，都将使真理成为个人偏好的奴仆，从而不仅埋葬真理，也埋葬个体。
梅尼克对德国浩劫的反思，追溯到了“旧的社会和新的人民群众”这样一个支配19世纪历史的基本结构，并把这个结构当成是无可逃避的西方历史命运而接受了下来。但这对我们来说却并不是必然的。毕竟，明清时期中国经历了远比西欧近代更庞大的人口增长，却并没有在群众压力的逼迫下，走到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去。中国的经验中，或许隐藏了另一个历史的可能性。
插图/电影《意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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