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在討论“创新经济”，但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从哪儿开始的。虽然不稳定就业和数字化监控引发了对“新经济”的批判，但是那些在自发“科技社区”工作的人们更乐意用“创新创业”这样的激励话语。虽然观点不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今天的城市是创造和对抗土地、劳动力、文化、资本等要素的重要之地，这些要素间的有力互动是新经济形成的基础，被称为“创新综合体”。
正如这个短语所示，新经济既有物质维度又有象征维度。城市领导者遵循着经济增长的现代叙事：在政府的支持下创造新点子、商业投资机会和就业岗位。这些“虚构”的预期让他们构想着一种人人繁荣的创新景观。
实际上，现实更具风险、更为复杂。这是在特定的文化和权力时代中，一个关于所有城市和和一个关于纽约的故事。正如早期的网络构成了现代城市中的火车站、地铁线路、路灯和下水道一样，今天的创新综合体正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以字节的方式接连出现。
尽管发展新经济的过程大多在私营部门内展开，但城市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让科技企业提供就业岗位，政府需要补贴商业投资和专门的职业教育。他们同时要为地产开发商设立科技中心和创新专区。他们还需要处理科技给地方市场和社区带来的“干扰”：叫车服务、房屋短租、自动驾驶、电动滑板车，以及企业为智慧城市建设而搜集的隐私数据。
作为权力中心，城市调动经济资源并使之转变为更大规模、甚至是全球性的投资。最先是在工厂，然后在摩天大楼，现在又在孵化器、加速器和联合办公空间，城市落地了很多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同时，作为文化中心，它们又创造了新的方式去想象、证明和适应这些变化，当然也会出现对这些新方式的抵制。
纽约以一系列特殊的经历和展望来迎接科技发展场景。尽管纽约市前后两位市长迈克尔·彭博和比尔·白思豪的做法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战略计划同样重要，因为他们正在研究如何利用新经济的叙事来促进增长。2002年到2014年间任职的彭博回应了企业的需求，而接替他的白思豪则利用增长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但他们都将数字技术置于新城市产业政策的中心地位。两位市长都资助了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办公空间;都提出了一种依靠“公-私-非营利”伙伴关系的经济治理模式。
随着越来越多的纽约人和组织对创新产生兴趣，政府的公共部门、营利性企业的私营部门及教育、慈善和民间机构的非营利部门之间建立了重叠、扩散的合作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伙伴关系采用了“三螺旋”模式，在当地企业、大学和政府机构之间建立多元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这在包括硅谷在内的所有科技研究中心都很常见。它们也代表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美国城市和世界经济论坛等高级别国际组织所青睐的治理模式。“公-私-非营利组织”伙伴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渐在纽约市出现，2008年之后，这个针对公共空间的筹资、管理和治理工具，也成了技术社群筹资、管理和对外展示的默认模式。
白思豪政府开始深入参与在全市开发“创新”空间的过程。房地产商和独立专家都认为，提供给科技和创意办公室的商业空间严重不足。在彭博执政期间，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已经开始设法在市属资产中为科技初创企业开设孵化器和加速器。他们与营利性公司和非营利性大学合作完成了这项工作：“三螺旋”在行动。白思豪政府延续了这一进程，但增加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组成部分。一方面，新市长将把助力经济发展的创新点推广到全市各地，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另一方面，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将在一个市中心位置开发一个劳动力培训的旗舰项目：“一个新的科技中心”，这个项目位于联合广场附近、熨斗区以南的市属土地上。
“三螺旋”模式将商界和研究机构高层的“思想领袖”与各类政府官员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联系起来，促进了公私伙伴关系的形成。这些合作关系证实了科技“三螺旋”的价值，即企业、政府和地方大学之间的特定联盟。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和“三螺旋”将为纽约的创新综合体构建一个组织框架。
与许多其他美国城市不同，在寻找新的增长点上，纽约另辟蹊径。它将基于金融机构（financial institutions）、保险公司（insurance companies）和房地产开发商（real estate developers）之实力的“最火”领域（FIRE）的历史主导地位，转变为被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巧妙称为“火与冰[即智识（intellectual）、文化（cultural）和教育活动（educational activities），简称ICE]”的模式——这个描述城市经济新核心领域的术语给予了智识、文化和教育活动应有的尊重。
金融危机期间，政府的首要决定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战略规划智囊团：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的经济转型中心（the Center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CET）。他们聘请了麦肯锡前管理顾问史蒂文·斯特劳斯（Steven Strauss）担任创始董事，他曾负责组织世界经济论坛。斯特劳斯不仅带来了作为纽约本地人对这座城市的批判性同情心，也带来了全球商界高层领袖的共识，即知识驱动和技术驱动的“创新经济”正在崛起。据斯特劳斯，随着纽约金融主导型经济的自由落体，经济转型中心迅速推动了城市的战略转型，转向“曾经介入不深的创业经济和创新经济领域”。但随着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的出现，科技行业需要更多的软件工程师，超出了纽约市该领域原有的人才数量。
大规模地推动新劳动力的形成，需要当地学校和雇主的支持。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主意是由经济发展公司的“游戏改变者”（Game Changers）倡议提出的，这是一个长达一年的系列咨询计划，对象包括300多名来自企业、社区和大学的领导。事实证明，就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事情，人们达成的主要共识“是工程。相对于我们想成为世界领导者的雄心，我们没有足够的科学和工程（能力）。这就构成了（城市的）短板”。
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理解这个短板。纽约需要数千名训练有素的软件工程师为科技公司工作，但也需要数万名具有专门职业技能的人，他们既能为各类公司做“创造性”的设计工作，又能进行日常的系统行政工作。对一个城市来说，“吸引聪明、有才华的人”是很重要的。除了改善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和文化生活质量外，彭博政府还需要帮助当地大学在学生和教师中培养更广泛的创业精神。
每一个目标都要求纽约市政府进行深入的劳动力培训研究，这促使经济发展公司开始寻找“比我们装备更好的组织”来与市政府合作。“（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将为其提供资源和组织领导”;私营和非营利部门的组织都开始提供培训。这个最广为人知的努力最终促成了一个旗舰项目，即在罗斯福岛创建一所工程类研究生院。彭博市长在一次纽约科技交流会上说，如果这项计划奏效，这所学校不仅会吸引世界各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其毕业生还将创办初创企业并留在纽约，长期推动纽约的发展。这个工程类研究生院最终被命名为康奈尔大学科技校区，它只是“纽约市更广泛的应用科学计划”中最突出的一项。从2010年开始，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资助了全市主要教育机构的一系列项目。它大力支持了纽约大学进军布鲁克林市中心的计划，推动其与理工大学合并，并资助纽约大学的城市工程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建设;还支持了哥伦比亚大学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校区的数据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成立。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还鼓励了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几个校区进行小型创新机构的建设。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还资助了营利性的训练营，作为大学教育以外的一种更快、成本更低的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