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14日宣布，阿里巴巴投资公司收购连锁百货银泰股权、腾讯旗下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顺丰旗下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股权的交易，均未依法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依据《反垄断法》，对这3家公司各处以5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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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不容忽视的背景是，11月10日，就在“双11”网络狂欢的前一天，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一个月后，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重大政策“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互联网巨头们忽然间成为千夫所指，加剧了巨头们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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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既不同于苏联，也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对资本和市场进行有效约束，从而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服务、为国家服务。
这种模式，是从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戴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张。
在经济领域有两只著名的手：一只是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手；一只是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即政府的手。
这两只手，左右互搏，又相互协作——市场虽然富有效率，但经常失灵，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也无法兼顾公平，因此有时需要政府的手加以调控和监管；同样，政府的手也不能掌控一切，否则会导致经济缺乏活力，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总之，在以前，两只手左右着资源配置，人们对如何使用好这两只手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
但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生活的系统性进入和接管，人们忽然发现，似乎除了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外，又长出来“第三只手”——互联网平台。
平台经济如今已深入中国的社会民生。人们在享受平台带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作为监管层，要不要管、怎么管，很多问题也是第一次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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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技巨头们打造的“平台”，具有三个特征：
一是用资本聚合起一个以平台为中心、横向纵向交错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一个跨市场、闭环的产业生态圈；
二是向平台内的经营者、用户提供交易场所、规则、支付、金融、监管等准公共产品，而回报不再是单纯的财务指标，其目的在于形成市场支配力；
三是平台内要素按照某种机制进行组合和流动，但价格机制并不明显。
客观说，由于整个游戏规则是平台自己摸着石头过河一点一点设计出来的，所以形成了“平台为王”的现实。由此看，对平台确实需要监管，关键是怎么监管。而拿传统低维的工具来监管高维的平台生态，结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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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承认，平台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竞争，提升了效率，而不是相反。平台其实提供了一个接近经典经济学上完全竞争的市场。
经典意义上，完全竞争通常需要五个条件：市场上有很多小的买家和卖家；市场上的每一个厂商生产同质的商品；买家和卖家都能获得完全的市场信息；没有交易成本；可以自由进出市场。
可见，平台依托信息技术几乎搭建了一个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极其富有效率，所以平台的巨大成功是科技进步与市场发展的成功。
而市场对效率的回报也是巨大的，短短几年时间，一个互联网平台就可以从一家小型创业公司，迅速成长为市场巨无霸。
当下平台备受争议的所谓“算法歧视”，其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歧视，而在于平台用算法替代了市场机制，用平台内部的资源配置替代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在此情境下，价格不再充分反映供求关系，失去了市场信号的意义。这种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机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仍然需要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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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应该如何处理平台这只突然多出来的“手”呢？
现阶段来说，应当既立足于打破平台与平台之间分裂割据状态，又立足于打破大型平台的垄断与支配，让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起来。不是要摧毁平台，而是要重建统一规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
此外，通过加强监管，让任何平台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与经济规律之上。这也是中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平台的“寒冬”来临，而是面对互联网平台的新型监管模式，平台方必须主动求变、积极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