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发现的两位新冠肺炎患者，一名87岁的老大爷和一名84岁的老奶奶，不幸去世。连同此前去世的另外1名八旬女性患者，日本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已死亡3人，且都是八旬老人。
截至目前，日本国内发现的确诊患者已达到727例，其中病毒污染船“钻石公主”号上的确诊病例就高达634例，首都东京有25例，从中国武汉撤回的侨民中有14例。
现在，需要我们对日本说一句：东京加油！日本加油！
“加油”这个词在日本并不俗。日语里把“加油”叫“頑張れ”，如果再加一个程度副词，就叫“一生懸命頑張れ”。顽强努力，甚至到了一生悬命、以命相搏的程度。一个词，比“加油”更多出了努力拼搏、忘我奋斗的意味。
大疫当中，仅仅高喊“加油”或者“頑張れ”是苍白的。一向平和冷静、克制坚忍的日本民众，此时也被某种恐慌和愤怒情绪裹挟，开始向日本政府问责。微信群二维码大全 微信福利群二维码 明星微信二维码 投资微信群二维码 个人微信号 宝妈微信群 微信群二维码 微信群大全 公众号 微信号 微信群 印度药品代购网 印度代购药品 印度药代购 印度药品代购 印度正品代购网站 印度药品代购网
中国留学生小喻来日本半年多了，目前在东京一家语言学校就读，她这样介绍：
新冠肺炎从半个月前开始在日本流行，几乎很多地方出入口都准备了免费消毒液，给大家提供。Twitter和INS上的评论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开始批评政府对抗疫情无能。网民普遍悲观，大骂疫情时期玩忽职守的官员，希望政府严惩在网上高价倒卖口罩的人，也怀疑官方报道确诊人数的真实性。
评论里各种声音都有，有人对一些赛事主办方没有因为疫情而推迟或取消赛事感到不满，有人希望全国休假，但也有另外一部分日本人保持着“良好心态”，外出还是不戴口罩，电车内也有咳嗽的中年人。
单纯从我的判断来看，日本外来人口非常多，特别是外国游客数量巨大，经常往返工作的人员和留学生也有很多，照这样发展下去，日本恐怕会成为“全球最危险的国家”。
疫情越来越凶险，日本政府确实是有点大意了。它到底有哪些过错呢？
首先，在防护宣传和防控物资调度上不到位。
日本政府并没有借助各种力量向国民宣传佩戴口罩的重要性，此时在东京街头，仍有一半人不戴口罩，戴上的一些人也部分是因为要应对日本春季常见的花粉过敏，可见日本国民对必须佩戴口罩这件事上，缺乏足够重视。
一个最新的例证是，身负日本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重大职责的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不知是过度劳累还是也染上了肺炎，自己在上电视节目时频频咳嗽、吸鼻子，他却不戴口罩。日本网民说，大臣带了个很坏的头。
其实并非日本国民不想戴口罩，而是根本买不着。现在在日本街头，药店、超市等地口罩基本已经一售而空，很多日本人早起排队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购买限量供应的口罩。口罩在日本成了紧缺物资，据日本卫生材料工业联合会透露，自1月16日起，在两周内该国家用口罩的出货量就达到10亿个，尽管这样还是满足不了需求。
对于一个制造业大国来说，生产口罩、防护服这类防护用品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其国内产能也是完全可以保证的，但关键时刻口罩销售一空，跟政府和企业提前预判有误、全国调拨不力有直接关系。
最新消息说，危急时刻中国也向日本进行了“逆向援助”，向日本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捐赠了一批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可见，日本在防疫物资上仍然没有完全准备好。
其次，疫情防控措施过于松懈。
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在记者会上呼吁，连续4天发烧37.5度以上，或身体有强烈疲倦感、呼吸痛苦或呼吸困难等情况的国民，可以联系当地咨询中心。首相安倍晋三在被问到有没有要求企业员工和政府职员居家隔离的问题时也说，如果国民自己有感冒和不适症状，也可以在家网络办公，但政府不做强制要求。
此言令网友质疑，在日本国内确诊病例已突破700大关的当下，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是否太过松懈。
第三，政府的信息收集能力广受质疑。
这两天厚生劳动省的官员公开承认“一些新患者已经无法确认感染途径”，一语反衬出政府的无力和无奈。
在日本政府公开的肺炎确诊病例中，信息缺环是常态。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日本和歌山县有一位确诊农民，城市社交少，更没来过中国。人们怀疑他的感染和当地一位确诊医生有关，因为他曾经去过医生工作的医院看病。但那时医生已经被隔离，两人没有直接接触，中间的传播渠道到底是什么，厚生省到现在也没搞明白。
还比如，一名东京的感染者，据报道没有中国旅行史，没有湖北等地高危人群的接触史，也和之前确诊的患者没有接触史，却偏偏成了新冠肺炎患者。到底怎么得的，没人深查，政府也没做出任何干预措施。
还有一批中老年日本人患者，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机场回国，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曾在夏威夷旅游。他们在夏威夷做了什么，遇见了什么人，在什么渠道感染的，信息一概缺失。
从以上案例看，感染源在哪儿？感染渠道有哪些？那个关键的B角色是谁？这些信息不明，对疫病防控来说是非常可怕的。
前文说到的中国留学生小喻，她所在的语言学校里这两天就出现了一例新冠确诊病例，而学校到现在都没下发“正式通知”。消息还处在“人传人”状态，该停学放假还是继续上课，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有人怀疑，日本政府也有意隐瞒了关于疫情的一些重要信息。
第四，对人员密集的大型活动把控不力。
大型活动现场几乎成为疫情大型传播现场，这一点让日本颇受诟病。在疫情已经开始流行的2月16日，全日本还有11个城市同时举办马拉松比赛，共有50万人参与。虽然赛事组委会给每名选手发了口罩，但是大量选手都在没戴口罩的情况下跑完了全程。
而在前一天，“冈山裸祭”又一次吓着了世人。按照当地传统习俗，约1万名身着兜裆布的男人们为了抓到一根象征“福”的“宝木”推来搡去，展开了激烈肉搏战，防护意识荡然无存。
第五，“钻石公主”号几乎成为人道主义灾难。
用上船的日本神户大学医院传染病医学专家岩田健太郎的话说，船上表现出“完全的混乱”。
“人们穿着PPE（个人防护装备）到处走来走去，在同一个地方吃饭，甚至吃饭的时候还戴着防护手套。现场完全混乱，一些工作人员发烧了，他们去医疗中心时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没有办法知道病毒在哪里，没有绿区，没有红区，到处都可能有病毒，每个人都有可能不小心被它感染”。
以上所有事实，在日本所受疫情影响日益加重的今天，都凸显出一个尴尬的现实——日本政府表现涣散无力，应对举措软弱，信息发布只能跟着疫情跑，各方面相当迟缓被动。而民众除了抢口罩以外已经开始恐慌，也越来越对政府的疫情处置不满。
我们看到，以上所有的现状，如果去掉“日本”二字，是不是跟疫情大规模暴发前期我们某些地方的表现极其相似。
所以世卫组织才说，世界应多关注日本，日本可能成为全球疫情“最危险”的国家。
但是，事情还要转过来看。
中国作为疫情暴发的源发地，日本现在面临的问题，我们都清楚；日本问题的根子在哪儿，从疫情惨痛教训中还远未走出来的中国人，更是看得清楚。
我们会说，日本的问题，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大政府”，缺少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紧急时刻可以调动政权机体每一个细胞的强大动员能力，缺少敢于大拍板、定下死任务的担当作为的猛将官员，缺少群防群控、把人都封闭得密不透风的防控手段，缺少全国一盘棋、整齐划一的防护物资、生活物资调配手段，缺少“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今年上门，明年上坟”那样的硬核宣传，更缺少动辄采取“战时措施”的非常事态非常举措。
一句话，日本政府“弱爆了”。
不过，我们所有对日本政府应对疫情软弱无力的批评和嘲讽，是不是都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看的呢？我们前脚刚刚严格审视完我们自己举国体制上的利和弊，后脚就开始指责或耻笑日本的制度和做法，这是不是一种“百步笑五十步”？
经过二战的残酷洗礼，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全面改造下，在“国体”上改头换面，在体制上全面进行了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改良。尽管战后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右翼势力沉渣泛起、妄图卷土重来，但不能不说，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仍然是当下日本社会思潮的主流。
所谓和平主义，除了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确立的和平立国、不战主义原则外，还包括对外施行国际主义。战后，日本对中国、东南亚等国的发展以ODA等方式给予大笔援助，日本也多次在国际大灾难中对他国施以援手，占据道义制高点。此次疫情当中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实质上也体现了这一点。
这种对外施恩，自然有日本国家利益扩张、实现“正常国家化”的战略考量，但也与日本战后几代人在和平主义、国际主义思潮引导下实施的政策有关。
所谓民主主义，除了三权分立、选举政治外，还有日本上上下下早已形成的一种共识，那就是警惕政府滥权，通过立法、监督和形形色色的制约限制政府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一切法治先行。
正是在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下，日本进入了法律先行的法治社会。各种条条框框和法律约束太多，政权内部无人再敢独断专行，对限制公民权利的措施更是慎之又慎。很多措施，日本政府不是不想，关键是想也做不到。
比如说，法律限制。
新冠肺炎在中国大规模暴发以后，由于担心疫情在日本扩散，日本政府首先想到的是疫情的法律定性问题。日本相关法律主要有《传染病法》和《检疫法》，其中《传染病法》将传染病分为5级，1级为最严重，5级为最轻。早在1月28日，日本国会众议院就认定新冠肺炎为“指定传染病”，参照2级传染病防疫。
但《传染病法》对2级传染病的授权是：对患者进行轨迹调查、为患病国民/游客提供公费医疗、对患者持有物品进行消毒等，法律条文中并没有限制患者行动自由的授权。
不授权不敢为，没有法律的明确授权，日本政府即使想限制确诊和疑似患者的行动，操作当中也有相当大的难度。关键的问题是，要冒着被控“违法”和“滥权”的风险。还有一个问题是，怎么跟公众和媒体把道理讲通，让大家自觉自愿地让渡手中的一部分权利，这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并非易事。
没有相关法律授权，政府的应对措施就只能在划定的所谓“合法”的圈圈里跳舞，要受到的限制太多，主要是不敢。
还比如说，体制限制。
日本官僚实行的是文官政治。政府各部一把手（大臣），包括首相本人，均由党派出身的“政治家”担任，他们必须是议员，有自己的选区，要由选民选举产生，因此跟专业性相比，“政治性”是他们的第一考量。这使他们在决策时，经常会有党派政治和选举政治的考量。
好的一面是，他们要受到各种制约，不可能跨越法律约束和党派利益太远，所以不能胡乱决策、随意拍板或是独断专行、胡作非为。
但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在拍板决策上，日本的大臣们不可能不考虑到本选区选民的利益和感情。如若在疫情时期采取非常措施，比如取消举办活动、封闭社区、限制部分公民权利，甚至采取“战时举措”，他们害怕得罪选民，害怕在选举时遭到选民的选票报复。这使他们在决策时容易投鼠忌器，又多了一层限制。
日本的文官政治还有一层限制，就是在各部门真正制定政策的都是副大臣及以下的公务员，他们不是“政治家”，是职业文官，没有任期限制，不需要直接面对选民，这使他们在制定政策时可以从长计议，也可以从更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
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科层化分层越清晰、专业化分工越精准，层级越森严，官僚体系人士在制定政策时就越容易按部就班、按图索骥、循规蹈矩、不敢“出圈”。
日本战后实行了70多年的文官体系，它的政治运转和社会动员机制都已极为稳定成熟，这导致官僚体系在平常时期应对得当、松紧适度，但在重大危机到来时，急需一些突破常规的非常之举和应变之策时，体制性惯性常常让人束缚太多、有心无力。表现出来的，就是政府部门决策迟缓、应对无力，而这，并非一狠心靠“冲决网罗”就能挣脱的。
不同的船挂不同的帆。日本这样一艘航船，既然选择了这样一种航向，就要承担所有的结果。
但是，今天的日本，依然会让我们放心。
日本没有强政府，没有举国体制，但日本有强大的社会，有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有文明素质高、组织化程度强、特别克制坚忍的国民。
日本政府并不强大，但社会各种要素配置有序，社会组织发育成熟，社会救助和自我纠错能力超强，国民的意志力和精神力量也非常强大，这些都像一股洋流，即使缺少强悍的船长，也会推动日本这艘船向前航行，不致逆转甚至倾覆。
强大的公民社会，依然是日本抵御风险、应对灾难的一道软墙。
最后说说日本国民。
英国记者理查德•帕里曾持续6年追踪采访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的震后救援工作，之后写下了《巨浪下的小学》一书。面对灾难时，日本人的克制坚忍给帕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书中，他这样写道：“日本人似乎从本能上厌恶混乱、自私和反社会的事物——这塑造了一个最好的日本：大家团结在一起，有序避难和救援。但事实上，这背后也暗藏了一个最坏的日本：被动、顺从、压抑、放弃权利和逃避责任。”
再说一幕。
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笔者曾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特派记者赴日本灾区采访。当时东京仍然承受着核辐射的风险，据说某些地方的核辐射指标超出常规20倍以上。超市里，瓶装水一抢而空；大街上，很多人戴着口罩，但在东京街头，人流依然涌动，日本人依然秩序井然、表情平静，一副紧张但不慌乱的局面，做到了“外紧内松”。
3月的东京，街头春寒料峭，樱花仍在含苞，就在闹市街头，这样一幕让笔者停下脚步，兴之所及随手拍下一张照片，直到今天仍不能忘怀。
重灾区福岛三县的部分灾民，被安置在东京的武藏野体育馆里。在这里，你听不到喧哗，更听不到抱怨，所有人都安安静静、各得其所，顺应着命运的摆布。有那么一刻，你会觉得，日本人太逆来顺受了。
艰难时刻不忘在街头赏樱拍照的日本人，集体避灾仍然安静克制不愿打扰他人的日本人，时时刻刻不乱分寸秩序井然的日本人。这样的国民，是日本抵御灾难的最后一道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