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服务青年的群团组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走过百年。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共青团始终听党号召，教育青年、发动青年、组织青年。时光影像的长廊里，每个时代都涌现出无数热血青年，他们前赴后继，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书写时代考题，交出无悔的青春答卷。
东方欲晓
常州市张太雷故居里，张太雷写给妻子的家书，引得参观者驻足沉思。家书中写道：“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
张太雷，江苏武进县（今常州市）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和青年运动的卓越领导人。
在北洋大学学习期间，张太雷曾担任俄共（布）秘密党员鲍立维的英文翻译，接触到许多进步文献与理论，并利用闲暇时间秘密翻译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概况的文章，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向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张太雷开始了系统、深入的革命思考和实践，其中发动青年学生投身革命是他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张太雷深入分析了青年学生和青年运动，对青年学生在革命中的角色进行了科学定位。他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青年人组成的同盟会，五四运动的发动人和主持人是青年，五四以后的各种爱国运动都是青年所为。因此，张太雷断定，青年学生能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青年运动担负着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使命。
张太雷将马克思主义确定为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他早期接触马克思主义，深受李大钊的影响。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纳张太雷、邓中夏等人加入，向他们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张太雷还通过翻译工作以及与苏俄共产党员的接触，拓宽了思想视野，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认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张太雷将这种思考融入其指导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早在北洋大学就读期间，他便积极参加青年学生运动，如五四运动、“天津学生联合会”的救国宣传活动、爱国演讲等等，对组织发动青年学生有一定的经验。
1920年8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个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建立。其最早的成员有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等8人，俞秀松任团的书记。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向全国各地社会主义者寄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在上海团组织的带动下，北京、武汉、广州、长沙、天津、济南等地也先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1920年11月，张太雷将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名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主要吸纳天津各学校的进步知识人士，张太雷担任青年团小组书记。青年团团章明确规定，该团的宗旨是“研究和实现社会主义”，其方法是“帮助工人组织起来，并对工人进行教育”“进行基本的宣传鼓动”“协助组织罢工”等。在团章的指导下，张太雷带领团员在天津、唐山等地积极开展对工人的宣传工作，增强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及学生群体中的影响力。
1920年12月，为了更好、更广泛地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张太雷联合邓中夏等人在北京长辛店开设劳动补习学校为工人授课，并深入工人之中展开调查，为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青年团还创办了小型红色报刊《劳报》（后更名为《来报》），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天津及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概况。
1921年春，张太雷离开中国，去苏俄伊尔库茨克参加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后任该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1921年6月至7月，张太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言。
1921年8月，张太雷结束了历时约半年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工作，带着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的指示回国。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根据青年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加强对团工作领导的意见，张太雷等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担负起整顿和恢复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任。在整顿青年团的工作中，张太雷等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重要原则正在逐步酝酿，并体现在对青年團的思想整顿方面。
经过张太雷等人的艰苦工作，到1922年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发展成为有5000多名团员、17个地方团组织的全国性组织。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参加大会。（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编者注）
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和一批决议案。团的纲领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为完全解放无产阶级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青年群众的工作。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之际，国内阶级矛盾日益突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正在来临。青年团一经组建，就站在斗争的前列。为了唤醒更多的青年，恽代英、萧楚女、林育南等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宣传革命道理，抨击黑暗现实，批驳反动观点。
救亡图存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辈出的中华大地，曾上演了无数次的“我死国存”的壮举，在那个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烈将他们的赤忱热血和宝贵生命无私奉献给了伟大的祖国。这其中就有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英雄——刘胡兰。
刘胡兰是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今刘胡兰镇刘胡兰村）人。她原来的名字叫刘富兰，后来在加入中国共产党时觉得自己的名字不好，认为穷人家的孩子叫“富兰”无用，只有跟共产党干革命才能翻身，于是自作主张将名字改为“胡兰”。
稍大一些后，刘胡兰参加了儿童团，还当上了儿童团团长，经常组织同伴站岗、放哨、送情报，掩护抗日干部，胜利完成了多次任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吸收一批妇女干部，根据地开设了妇女干部培训班。刘胡兰也参加了这个培训班。她当时只有13岁，是年纪最小的学员。经过3个多月的培训后，她又回到了云周西村，被选为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兼四区妇救会干事。
当时，山西解放区正在开展以“减租清债”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刘胡兰在土地改革工作中表现突出，上级很信任她，老百姓有什么事情也都愿意和她商量。为此，村支部推荐她入党，上级一致通过，批准她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当时，她只有14岁。
1946年6月，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命令所部向解放区发动“水漫平川”式的进军政策。出于斗争需要，大批干部从文水转移，但刘胡兰主动向组织提出，继续留在村里坚持斗争，在已成为敌区的家乡往来奔走，秘密发动群众。在她的配合下，武工队处决了罪恶极大的云周西村的村长石佩怀。
为了报复，1947年，阎军所属部队包围了云周西村，逮捕了包括刘胡兰在内的多位共产党员。
他们见刘胡兰年纪还小，便以威胁、利诱等手段，要刘胡兰交出党员名单和组织活动情况，并“答应”只要她不再参加共产党，就可以放了她。
面对敌人，刘胡兰昂首挺胸、斩钉截铁，回绝了敌人的各种借口，从容镇定地走向铡刀，英勇就义，时年还不到15岁。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水县作为晋绥八分区的所辖地中的重要县份，革命历史底蕴深厚。晋绥是延安的屏障，八分区是晋绥的前哨，地处晋中平川和吕梁山脉连接处的文水，是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通往延安的交通线和战略要地，也是我后方及前线粮食等物资的重要供给地，敌我斗争异常激烈。
文水县是晋绥边区牺牲最多、贡献最大的县份之一，全县共有5000余人踊跃参军，其中1000余人壮烈牺牲。文水县著名英烈名录中，被民政部列为“全国著名抗战英烈”的有顾永田、吕怀忠、刘森堂、谭公强、周平，被民政部批准的女英烈中，文水县就有9位：除了15岁就义的刘胡兰外，还有就义时年仅18岁的抗日英雄李重英、年仅20岁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的张芳仙、年仅24岁就被阎军杀害的李光明、“英烈一家”的韩桂英、地下联络员田麦子、“文水红嫂”常马英、革命教师李桂莲和赵玉芳。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中，全国各地无数顶天立地、可歌可泣、令人敬仰的青年英雄蹈死如归，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在中国人民心目中，这些人不仅仅是英雄，还是一种象征、一种信仰，见证和折射了理想信仰铸就的不朽传奇。
火红青春
1963年2月，毛泽东主席应《中国青年》杂志社请求为雷锋题词，提笔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大字。毛主席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究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
雷锋的家庭，是大多数旧中国农村家庭的缩影，可谓苦难重重。7岁，雷锋成了孤儿，在乡亲们的拉扯下，挣扎着活下来。
1949年8月，雷锋的家乡解放，他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要求当兵，可是他才9岁，部队没收他，但解放军叔叔送了他一支钢笔。
虽然参军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参加了儿童团，进入小学读书，成为第一批少先队员。1956年，他小学毕业后参加工作。他工作积极，埋头苦干，被评为“工作模范”。1957年2月，雷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鞍山钢铁厂当工人。在鞍山钢铁厂，无论什么重活，无论多么艰苦，雷锋都毫不畏惧。经过工人阶级队伍的锻炼，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革命责任感更加强烈。
1960年1月，雷锋应征入伍。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我穿上了军装，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我要坚决发扬革命部队里的优良传统，向董存瑞、黄继光、安业民等英雄们学习……”
入伍不到10个月，雷锋就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并荣获“模范共青团员”称号。1960年11月，雷锋入党，1961年被提升为沈阳军区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同年6月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部队的培养教育下，他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远大目标。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感激之情，甘当革命的“傻子”，最苦最累的活他总是冲到最前面。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理论，“雷锋日记”真实记录了他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螺丝钉虽小，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我愿永远做一颗螺丝钉。”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活中，他穿着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衣服和袜子，他在日记中说，要把光荣的革命传统，一针一线地缝上去。部队发给他的新军装，他原封不动地上交，“我们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应该处处为国家着想，事事要精打细算。”“我们要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克服当前的暂时困难，坚决反对大吃大喝，力戒浪费。”他把自己多年的積蓄一次次地支援灾区，帮助周围有困难的战友，他为迷路的老大娘购买车票，雷锋做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我是人民的勤务员，自己辛苦点，多帮助人民做点好事，这是我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他兼任几个学校的校外少先队辅导员，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少年儿童，为关心和培养青少年作出自己的贡献。
1962年8月，雷锋在执行运输任务时不幸殉职，年仅22岁。
雷锋的模范事迹和高尚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1963年1月，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雷锋班”。解放军总政治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妇联先后发出“向雷锋学习”的号召。
全国上下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当时的青年自觉以雷锋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希望自己也能像雷锋一样为社会贡献力量。
刘英俊就是合格的雷锋式战士。
入伍后第二年，正值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刘英俊积极响应。他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在连队，他是“业余修理员”，连队的桌椅、门窗坏了，他主动修好。在部队驻地，他是附近小学的“校外辅导员”，还用自己的津贴给学校买了许多宣传革命英雄人物的书籍。1966年，刘英俊拦住惊马，勇救6名儿童光荣牺牲，年仅21岁。
希望之光
还记得“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那张照片吗？
1991年，8岁的苏明娟趴在课桌前写作业。她望向镜头的那双大眼睛，引发人们对失学儿童的关注，也将一个惠及千千万万贫困儿童的项目推到公众面前。
这个项目就是“希望工程”，苏明娟的那张照片成了希望工程的宣传标识。
“希望工程”改变了苏明娟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像苏明娟一样的贫困儿童的命运。参加工作后，苏明娟将自己融入“希望工程”，将爱和希望传递下去。
30多年来，“希望工程”的受助者、捐助者和工作者一起走在希望的路上。
这一切，要从一个人说起——徐永光。
1978年，共青团十大筹备时，徐永光被调到团中央工作，在组织部一干就是10年。他从一般干部做起，一直做到组织部长。
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已经完成在团中央机关岗位的使命，应该做点别的什么了。
1988年，徐永光经报批同意后开始筹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1986年，他下基层到广西蹲点。在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乡，他了解到一个4000多人的村子，新中国成立以来没出过一名初中生。在广西三江县富禄乡的16个行政村中有8个村找不到一个初中毕业生。金秀乡、富禄乡，都是好听的地名，然而却是公路不通、照明无电的地方;“金秀”“富禄”，地名中寄托了期望，然而却是金秀乡中无秀才，富禄乡里难富禄。
在广西度过的两个月令他难忘，在以后的生活中，想起那些失学儿童的身影，他胸口就仿佛被那沉重的大瑶山压得喘不过气。他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有了直接而深切的认识。可以说，“希望工程”灵感的源头，就在大瑶山。
共青团为什么要创办基金会？是因为有需求。共青团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青少年服务，可国家没有用于青少年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只有共青团系统的工作经费。怎么办？只有向社会募集，这就是创建基金会的最初始的动机。说到底，就是为了动员社会的财力资源，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
“希望工程”创办之初，基金会以信函方式集资。几十万封请求募捐信，都是靠手抄浆贴发出的。如何才能提高效率一直困扰着徐永光。一天凌晨2点多，他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为什么不在报刊上做公益广告？
广告词写好后，徐永光派人送到《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很快，广告刊登出来。公益广告打动了无数善良的心，许多地方的报纸纷纷转摘这则广告，基金会收到的捐款额直线上升。
除了向社會募集善款，“希望工程”还做了一件事——定向资助为导向的筹资机制的建立，使“希望工程”真正成为全民参与的事业。在起初的两年多里，“希望工程”捐款由基金会统一分配，为此，基金会在报纸上正式声明：“鉴于贫困山区通讯不便，不接受一对一的捐款救助方式，但我们保证把捐款全部用于救助失学儿童。”这种从自身管理能力出发而设置的救助方式，使捐款使用情况无法得到直接反馈，影响了公众的捐款热情。
一天，一封来信放到了徐永光的案头。来信说：“作为一名热情支持‘希望工程’的人，仅仅捐款总觉得不够，希望能与受助孩子保持联系，看到孩子的成长，使自己有一种荣誉感和成就感。”捐款人情真意切的话语让徐永光感动。虽然当时基金会的声明刚刚见报，他还是通知救助管理部门重新审视基金会的观点，拿出一对一救助的新方案。
经过一段紧张的调研准备工作，1992年4月15日，基金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号召结对救助失学儿童。这一年，救助失学儿童的规模也由前一年的4万人猛增至32万人。
时光匆匆，转眼30多年过去了，“希望工程”已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力的公益事业之一。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截至2020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捐赠收入175.8亿元，资助困难学生639.7万名，援建希望小学20593所、希望厨房6598个，援建快乐系列项目45771个。同时，还根据贫困地区实际推出了“圆梦行动”、乡村教师培训等项目。
女排精神
2016年8月，里约奥运会女排决赛现场，中国女排姑娘们以3：1战胜塞尔维亚摘得桂冠，惠若琪作为中国女排队长站上了奥运会最高领奖台。2017年五四前夕，她被团中央评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
2018年，惠若琪宣布退役。在退役仪式上，她几度哽咽：“跌倒、站起、拼搏、冠军、女排精神、国家形象，那些钢钉和心脏的旧闻只是上一站的符号。运动教会我的，我会交给下一站的我。”
惠若琪所说的“女排精神”，是几代中国排球人历经磨难、不断探索、共同缔造的结晶，“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16个字是“女排精神”的精髓。
“17：15！我们胜利啦！”1981年11月16日，当决胜局最后一个球落地，解说员的呐喊，让无数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的中国人热泪盈眶，中国女排以总比分3∶2险胜日本队，七战七捷为中国“三大球”项目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翌日，《人民日报》刊发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全国总工会、团中央、青联、学联、妇联分别致电祝贺中国女排获世界杯冠军的报道。
全国妇联的贺电中说：“你们是祖国的骄傲、妇女的骄傲。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让‘女排精神’在我国‘四化’建设的道路上永放光辉！”这是“女排精神”的首次提出。
当时的《人民日报》专门开辟“学女排，见行动”专栏。重获命运转机的大学生、走街串巷的个体户、奔向新生活的打工者，他们都从女排身上汲取精神养分。
1982年，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世锦赛上再度夺冠，《中国青年报》用《金杯之光》一文为姑娘们送上赞誉：“她们的笑容凝聚着全国人民的喜悦。祖国和人民的希望使她们永远不会失去在挫折中奋起的前进动力！金杯的基础上，很快就要镌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字。让金杯之光辉映着我们朝气蓬勃的新一代，激励着我们奋进吧！”
40年后，这段文字依然让人感到热血沸腾。
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女排再次夺冠，实现三连冠的梦想。在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和1986年第十届世锦赛上，女排又连续两次夺冠，完成史无前例的五连冠，成就中国体育史上的光辉传奇，从此“女排精神”被广为传颂。
但是，竞技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竞技体育也没有永远都能夺冠的队伍。中国女排一路走来，挫折与磨难如影随形。伤病的困扰、状态的起落、成绩的沉浮……队员们从一次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比赛中，挺起“是强者就要面对所有困难”的脊梁，“人生不是一定会赢，而是努力去赢。”
中国女排有一首队歌《阳光总在风雨后》，那是陈忠和率领球队2003年重新夺回失去了17年的世界冠军、2004年加冕雅典奥运桂冠后唱响的。动人的旋律，鼓励着大家在低谷时绝不放弃。
此后，中国女排在成绩下滑的泥淖中挣扎。
2016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再次登顶。夺冠后，许多年轻人接过传承“女排精神”的接力棒。女排永不低头的倔强、愈挫愈勇的风范，被更多90后、00后所认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位在武汉抗疫一线的女护士为了鼓舞自己，把现任中国女排队长朱婷的名字写在防护服上。
东京奥运会上再次遭遇挫折的中国女排，势必又将面临一段黑暗期，但“女排精神”的重要意義就是永不放弃。
2019年9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获得2019年女排世界杯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教练员代表时指出：“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女排的喜爱，不仅是因为你们夺得了冠军，更重要的是你们在赛场上展现了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精神面貌。‘女排精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喊出了为中华崛起而拼搏的时代最强音。”
2021年，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女排精神”与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共同构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40年，国人对女排的感情始终没有变过，而“女排精神”也将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