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 | 鲍德里亚：你早已失去了被欺骗的权利
原创 温心怡 文派 2017-02-13
文派第56期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关于鲍德里亚的拟真：古老灵感与未竟之业
文/温心怡
“我并不渴望退回到一种真正的客体，那将意味着养成反动的怀旧。我知道这种物并不存在，只是真理确实存在，我通过一瞥保持对它的欲望，这一瞥是一种绝对，一种神圣的判断，与所有其他的物都在其无意义中显现相比。”——《艺术的假面戏剧》，1996，选自《艺术的共谋》
与其说鲍德里亚是一个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不如说他是一个当代社会、经济、艺术等等方面的，一个文明的批评家。
在当代艺术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对批评家的写作风格越来越熟悉：大多数时候，他们拥有敏锐的眼光或试图拥有敏锐的眼光，很少依赖论证，而是依靠激发微妙共鸣的文字来指出问题。所不同的是，他们唤起共鸣是为了表达洞见，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
也正因此，我感觉进入鲍德里亚的文字，不能单单依靠某一两本著作，而应当通读他关于不同主题的不同书，比如关于消费社会的，关于拟真与拟像的，关于诱惑的，关于艺术的和关于恐怖主义的。从他对不同事物的批评中，你可以总结出他看待问题一些较为一贯的思路。同时他的一些重要概念，如“拟真”等，如果缺少在《美国》，在《艺术的共谋》里不同思路下灵活的展开，得到的理解也很可能失之生硬，最终沦为如“物化”这样被用滥的有色眼镜。
也正因此，我在开头放了一段充满矛盾和模棱两可的引语。这是一段访谈里节选出来的话，也就是说，这是鲍德里亚即时说出，并即时被记录的话，它可能保留了写作文本中不具备的不严谨性——这不应当是一个缺陷。
通过整篇文章的展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暧昧性。我认为在进入鲍德里亚时，保持一定的暧昧度，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教益。
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有一点是共同的：没有人会承认像鲍德里亚这样彻底的虚无主义。鲍德里亚的虚无主义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在他这里不存在认识论的问题。但是同时，鲍德里亚很清楚，在他提到“实在的死亡”时，他指的并不是“这张桌子不存在”；那太愚蠢了。
我们可以在福柯关于“再现（representation）”的谱系上讨论这个问题。
拟真这件事是非常古老的，至少像人类有图画以来的文明一样古老，这是鲍德里亚关于拟真，关于幻觉，关于欺骗与罪行等等一切说法的根基。
比福柯更进一步地，鲍德里亚不仅在堂吉诃德的意义上看到表征（representation）系统的崩解——这在他看来还只是拟真的第二序列上的事件。
拟真的第一序列
对现实的明显复制
拟真的第二序列
消弭了现实与表征（representation）的区别
拟真的第三序列
超越现实与表征的区分
鲍德里亚举例说，如果我们带上假的武器和一个人质，去银行做一次虚拟的抢劫行动，表演得尽量逼真，那么结果将会是：
“你不会成功：虚假符号的网络会不可避免地和真实的元素混合起来（比如警察真的会立即开枪；而银行顾客会晕厥或者心脏病发作死亡；他们真会把假的赎金交给你），简言之，我们不经意地发现自己直接身处真实的情景中，而这种情景的功能之一恰恰就是吞噬掉所有拟真的企图。”[1]
其实可以比鲍德里亚预想得更简单：在下次坐飞机的时候，什么违禁物品都不用带，仅仅在起飞后悄悄递给空姐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要劫机”，你立刻就会发现航班真的立即迫降，你真的被带到了警察局。
拟真的抢劫会受到惩罚，不是因为它模拟得太成功，也不是因为它模拟得太失败，而是因为拟真的抢劫和应对这场抢劫的机制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处在拟真的第二序列上。
同样，堂吉诃德之所以会被抓回来，不是因为他的幻想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现实世界通过将自己变成拟真（想想牧师和他的家庭将他骗回来的一切手段），进入拟真的世界里诱惑了他。
在穿上戏服让堂吉诃德认不出来自己的妹妹时，整个场景已经从现实世界转移到了堂吉诃德眼中的拟真世界，现实世界不再代表真相（truth），堂吉诃德的家人和堂吉诃德一样，都变成了真理（truth）的背叛者，或者用《完美的罪行》中的话说，谋杀实在的同谋者。
比堂吉诃德更进一步的是，在虚拟的抢银行行动中，所有人会发现自己不必穿上戏服，就能够让堂吉诃德受到来自“现实”的惩罚。
我们现在就真实地处在一个拟真的社会里。操控整个社会的是一种拟像。整个社会的安全，是被一种“人人都是恐怖分子”的假设维系的。这种假设构成了安全的拟像，而真的恐怖分子，在鲍德里亚看来，恰恰是打破这种拟像，使事物回复原有表征秩序的力量，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是因为在这也是鲍德里亚理论中饱受诟病的一点。
但是，如果只把后现代状况讲成一出堂吉诃德意义上的荒诞剧的话，很显然这是不充分的：荒诞剧无法欺骗所有人，正如拟真的抢劫者从决定拟真的那一刻起，和真正的抢劫者就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差别终有一天会被审问出来。
比一般欺骗更高明的骗术是无所谓欺骗与否，正如最高明的表演是无分戏里戏外。最高明的犯罪，则如鲍德里亚所说的“谋杀实在罪”：“动机和罪犯都未能发现，并且实在本身的尸首也一直未找到。至于本书的主导思维，也从未能确定。而它就是此罪的凶器。”[2]
鲍德里亚说：“美国的新颖之处，在于第一层次（原始的和狂野的）和第三类（绝对的拟像）的冲击。没有第二个层次。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把握的局面，因为我们一直偏爱第二层次：自反性、双重性、痛苦意识。”[3]
“迪士尼乐园是真实的！”鲍德里亚惊呼道，“电影、电视，这些都是现实！”
什么是拟真的第三序列呢？如果说属于福柯的比喻是堂吉诃德，属于鲍德里亚的比喻则是迪斯尼乐园。
如果仅仅在拟真的第二序列上来看它，它不过是一种“对想象世界的拙劣模仿”，甚至，如果从“人群为了免受失望之苦，而装出被骗的模样”来看，它只能被打回第一序列，也即对真实的人工表征（artificial representation）清晰可见的序列。
但是鲍德里亚强调说：迪士尼乐园是真实的。
鲍德里亚说，当你从某个意大利或荷兰的博物馆出来，步入城市时，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仿佛城市是从画中来的，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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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摄影作品：阿姆斯特丹
美国城市似乎也是从电影里活生生走出来的，第五大道来自于电影《鸟人》，而不是相反：“在此空间就是思想本身。”万里无云的蓝色天空，流畅的身体和汽车，头发如此金光闪闪，管理技术如此华丽精致，任何一个初到美国的人都会震撼于这一切，深深陷入那种你无以名之的理想境地。
美国是一个实现了的乌托邦；当然，对于法国、中国这些“永远无法成为现代人”的国家而言，美国还是一个未实现的乌托邦——“在巴黎，映入眼帘的是19世纪，而不是21世纪。”巴黎可以从波德莱尔的时期起，就拥有第五大道上拥挤人群带来的眩晕，但是永远也无法拥有纽约高耸的摩天大楼，拥有一整片敞亮的天空；一切其他的现代社会相对于美国，都只能被称为未完成的。“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本，而我们是配了音或加了字幕的版本。”鲍德里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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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摄影作品：拉斯维加斯
鲍德里亚《美国》里的描写，我们很难用论证来重构，更多只能依赖我们自己到访美国的经验来体会；说到底，《美国》本来就是一本游记，不是一本哲学著作。但是如果要回答什么是拟真的第三序列，我们依然可以以这句话为起点：“因为没有经历时间的原始积累，它（美国）就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当下中。因为没有经历真理法则缓慢的、数百年的积累，它就生活在永恒的仿真中，生活在符号永恒的当下性中。”
许多关于未来世界的文学作品，远的如《三体》，近的如《1984》，都会设想未来世界中，“表征（representation）”与“真实（truth）”这两者的新型关系。
在《1984》里，党提倡的一种思维方式叫做double-thinking，双重思想，也即同时拥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观念的技能，这一技能是忠心耿耿地信服老大哥的统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很有趣地，鲍德里亚也说：“我们（指欧洲人）生活在否定性和矛盾之中，他们（美国人）生活在悖论之中。对很多人来说，美国生活方式的特质在于这一实用主义的、悖论式的幽默感，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特征是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精微。”
在双重思想里，在悖论里，共同的一点是：没有人在意表征与真实究竟是什么关系。比怀疑主义者更极端，同时又更温和的一点是，怀疑主义者假定这些问题是有答案的，或者最起码，假定它们是问题；而在悖论的、双重思想的生活方式里，怀疑主义的问题永远都不会出现。根本不成其为问题。
美国的生活方式拥有一种“实用的合法性”，宗教、政治、性，这些东西都脱去超验价值的外衣，变得心理化、世俗化，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存在策略上的正确，但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真理，真理甚至不成其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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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摄影作品：多伦多
没有永久的仿真。如果一种仿真是永久的，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它已经成为了超真实。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说：
迪士尼乐园想隐藏的事实就是，它是“真实”的国度，“真实”的美国的一切，就是迪士尼……迪士尼乐园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呈现，目的是让人相信迪士尼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真实的。而实际上它周围的洛杉矶和整个美国都不再是真实的，而是处于超真实和拟真的序列之中。
让我们回到堂吉诃德的故事。堂吉诃德能够混同真实与表征，但他的幻想相对真实而言，还没强大到压倒真实，甚至超越真实/表征这个对立的地步，从堂吉诃德自己的立场分析，这才是他被抓回来接受惩罚的内在原因。
相反，如果堂吉诃德的家人在这里，他们一定会说，堂吉诃德的幻想实在太强大了！在他们看来，这完全超出了16世纪一个家庭和农村小社会所能控制的范围。但是，站在20世纪的立场上，鲍德里亚会说：“诱惑比权力更为强大！”[4]
诱惑是对象征世界的控制，权力是对真实世界的控制。如果你没能成功地控制真实世界，那恰恰是因为你对象征世界的控制还不够，也就是说，诱惑自己和他人诱惑得还不够。杜尔西内娅能超越真实/表征的对立诱惑他，他却完全无法反过来诱惑杜尔西内娅，当他无法控制杜尔西内娅时，他也对整个象征世界失去了控制。
什么是诱惑？“诱惑是消除话语意义并且使话语偏离真理的东西。”鲍德里亚特意指出了诱惑和精神分析意义上隐形话语（discours latent）的区别：隐形话语将显性话语引向真理，让显性话语说出它未说出的东西，而诱惑则用话语最表层的东西废除这个话语，或用外表的魅力替代它。
与诱惑针锋相对的是阐释：任何阐释性话语都是最无诱惑力的东西，正如反过来“任何具有意义的话语都想终止外表。”塞壬对奥德修斯的胜利，就在于奥德修斯不得不以终止话语的形式应对她：他用蜡封住耳朵，拒绝听或者放弃自由行动，通过将最原始的身体力量施加于自己，他阻止了塞壬的诱惑施加于他。或者严格意义上，我们应该说奥德修斯根本没有抵抗住塞壬的诱惑[5]，他只是管住了自己的身体。而真正胜过塞壬的人是俄尔普斯：他用自己的琴声压倒了塞壬的歌声。
诱惑是一场游戏，“它将真理中的一切东西抽掉，把它纳入游戏，纳入外表的纯粹游戏。在游戏中，它转眼间挫败所有的意义体系和权力体制……通过外表策略的简单游戏将所有其他力量推翻”。
诱惑是一场致命的游戏。奥德修斯和俄尔普斯告诉我们，保全生命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退出这场游戏，二是赢得这场游戏。赢得这场游戏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诱惑那个诱惑你的人。但是赢得游戏的代价是放弃真理，某种意义上，参与游戏的代价即是放弃真理。
诱惑在鲍德里亚看来，是一个能够涵盖福柯意义上权力的过程。诱惑能够超越的权力，不仅因为它游走在现实和想象之间，在拟真的第二序列和第三序列中；更重要的是，权力期待着单方面永久的运动，而诱惑时刻在辩证法的意义上提醒着权力，它正在寻求的乃是自身的灭亡。
权力期望自己是不可逆的，而诱惑是可逆的：“诱人之人就是那个可以被人诱惑的人”，诱惑就是使人脆弱，而我们正是通过自身的脆弱诱惑别人。诱惑是一种辩证，因为它是一种减法。“这种威力自身什么都不是，自身什么也没有。它只有消减生产的威力。”任何事物只要存在，就必定可以被消减。它甚至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死本能，它与生命无关，指向的是一切存在的消亡。实在被谋杀之所。
“本书写的是一桩罪行——谋杀实在罪的始末。也是消除一种幻觉——根本的幻觉、对世界根本性的幻觉的经过，实在不会在幻觉中消失，而是幻觉消失在全部的实在中。”[6]
《完美的罪行》卷首这样写道。
公元前六世纪，阿那克西曼德，苏格拉底曾经的老师之一，将宇宙间至高无上的权力赋予了一种神秘的东西：τοαπειρου. 在他看来，这种直译为“无定”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本原：“他说，它既不是水也不是别的什么被称作元素的东西，而是另一种无限的本性，从中诸天被生成还有在它们中的诸世界。”当阿那克西曼德用诗意的语言论证存在物从απειρου处生成，向απειρου处毁灭，按照必然性向彼此交付“不正义的赔付和补偿”时，他一定不会猜测到两千多年后的鲍德里亚，基于某些现代物理学的洞见，正试图刻画一种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或许很直观的，作为原始空间的幻觉：“原始空间是无定形的、无菌的、均质的、对称的。它是完美的。任何实在都不能在这里出现。这是绝对的幻觉。”[8]
鲍德里亚希望幻觉不仅仅是现代性的终点、美国的乌托邦，而且是本原。一切的本原。但是他与阿那克西曼德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并不渴望退回到一种真正的客体，那将意味着养成反动的怀旧”[9]：原始空间不是一种απειρου一样的物质，而仅仅是空间，是没有实在出现的地方。这或许可以被称为一个康德意义上的先验幻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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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里亚摄影作品：卢森堡
在鲍德里亚看来，幻觉是起始，是命运，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过程。21世纪的我们正处在实在的顶点上，世界已经是一个完成的实在了，但我们却无从表征它：因为它是绝对实在的同时也是绝对的拟像。
“综上所述，罪犯与受害者是同一个人。令人恐怖的是，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这种最后对等的实情时，我们才能设想作为统一体的人类。”[10]很快，随着技术的飞跃和艺术的死亡，幻觉将在未来全面复兴，没有历史的幻觉，将全面超越有历史的实在。
[1]《拟像与拟真》，1983，转引自《导读鲍德里亚》，理查德•J•莱恩著，柏愔 董晓蕾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7
[2]《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
[3]《美国》，张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本节引文如无另注，均出于《美国》。
[4]《论诱惑》，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本节引文如无另注，均出于《论诱惑》。
[5]传说中奥德修斯用蜡封住水手们的耳朵，但是不封住自己的耳朵，而是把自己用绳索绑在了桅杆上。塞壬的歌声飘来时，奥德修斯感到难以抑制的欲望想要冲上塞壬的岛屿，但是身体被绑住无法动弹。他向水手们喊叫，但是水手们听不到。
[6]《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
[7] DK12A9，KRS，聂敏里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完美的罪行》，同上。
[9]见开头。
[10]《完美的罪行》，同上。
Q
没有特别看懂什么叫作“超越了表征和现实的区分”，以及为什么认为迪斯尼就是这种类型，是因为这种“现实”缺乏历史性吗……比如当世界只有迪斯尼我们的视线仅限于迪斯尼的时候，迪斯尼不就应该等于现实吗？
温心怡：所非 “超越了现实与表征的区分”意思其实就是无所谓欺骗与否，欺骗、模仿这个概念无法用在这里。
比如在笛卡尔的意义上，当魔鬼欺骗你把你周围的世界全变成粉红色的时候，你能够区分出来“是粉红色”与“不是粉红色”意味着“假”和“真”，但是在迪斯尼乐园里，粉红色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状态，它是一个真实的梦幻。
你后面说的“如果世界上只有迪斯尼”恰恰是鲍德里亚的主张，他认为整个美国就是一个大迪斯尼乐园，就是一个梦幻、虚拟，这些东西组成的世界，是一个由不真实的东西组成的真实世界。所以在这个世界里你无法指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虚拟的。
Q
所谓“积累下来的真理法则”与民族历史有什么关系呢？
温心怡：我觉得不光是历史的不同，更是确立价值的方式的不同。有些价值是经过漫长的历史一点一点质疑和推进出来的，有些价值是拿过来一些原则，不问那么多为什么，就放到实践中去使用，最后确立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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