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月，刚过完八岁生日两天的我迎来了在派恩伍德学校的第一晚。上个学期，戴维·卡梅伦离开家前往伯克郡的希瑟预备学校求学;同年，11岁的鲍里斯·约翰逊被送往东萨塞克斯郡的阿什顿寄宿学校。我和两人没有私交，但我的确了解他们在寄宿学校是怎样度过的，也知道他们的学校想要培养怎样的人，因为我也是这么熬过来的。
卡梅伦和约翰逊13岁从预科学校毕业，进入伊顿公学就读，而我则去了牛津边上的拉德利公学。在哪所学校上学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学习经历所产生的一种共享心态。家长为了保证孩子们有相似的成长经历才选择这些学校，以确保取得相似的预期结果，即“培养国家未来领导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旨在教会我们如何领导别人或是如何赚钱。明晃晃的统计数据昭示着灿烂的未来人生道路，无需多言，这就是人们对名校趋之若鹜的最坚定理由。
作者曾经就读的拉德利公学
“我们开始对自给自足的学生小团体产生一种类似黑帮的忠诚。”图为男校时期的鲍里斯·约翰逊（中前）和他的伙伴们。
像卡梅伦和约翰逊这样的成年人，身上還残留着些许不成熟的孩子气特征：卡梅伦的娃娃脸，约翰逊凌乱俏皮的头发以及小孩子一般的措辞。他们就好像刚成年的大孩子，随时都有可能闯祸。他们如此自信，似乎自己的小尾巴永远不会被人抓到，抑或被抓到也不会受到惩罚。
但在学校那些由豪宅改造而成的高价寝室里，我们度过的是怎样的童年时光？遥远的过去在我们身上烙下的伤疤无法淡去，作为受害者的我们会变成加害者吗？我们是带领国家摆脱泥沼、走向辉煌的合适人选吗？这些疑问的答案来自于问题对象幼时所受到的教育。
从父母离开的那刻起，就得深深地压抑自己的感情，这是我们这群小男孩在寄宿学校学到的第一件事。头几个晚上，白日里衣冠齐楚的学生重新变作幼童，穿着绣有自己名字的睡衣，抱着心爱的毛绒玩具，在被窝里低声啜泣直至睡去。
我记得那种凄凉的乡情：突然之间我们和家的联系被斩断。我们失去了一切：父母、宠物、玩具、弟弟妹妹——我们可以哭，但没人会安慰和帮助我们。悲伤和软弱是懦夫的表现，我们学着去鄙视那些想妈妈哭鼻子的孩子。解决办法就是停止哭泣并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比赛和校长的教导上，把校园外的生活抛在脑后。我们不断催眠自己，主动缩小了自己的视野。
在理查德·丹顿于1979年拍摄的BBC纪录片《公学》中，拉德利公学的校长丹尼斯·希尔克对着一批紧张不安的新生训话，告诉他们即将在此处养成“正确的生活习惯”。我们可以做自己——想家、软弱、畏缩，或是通过锻炼学会自告奋勇，装出理想化的民族品格，表现得忠诚、勇猛和独立自主。我们戴上勇敢而严肃的假面，封闭内心，变得强大，但这无疑是病态的。
在2015年出版的《寄宿学校综合征》一书中，精神分析专家乔伊·沙维利恩详尽描述了书籍标题所说的这种心理疾病。该疾病的症状多种多样，大致包括情感疏离、分裂倾向、犬儒主义、例外主义、防御性傲慢、攻击性傲慢、拉帮结派、愧疚、忧郁、否定等。
我们竭力求生，摆好姿态，时刻准备撒谎，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很早就说服自己，没有人爱我们也可以生活，爱不是我们的必需品。行事像个大人一样意味着不需要任何人的关心和帮助。
我们不敢大声呼救，害怕抱怨和打小报告，我们对自给自足的学生小团体产生了一种类似黑帮的忠诚。我们已经和家人分离，害怕还会被团体抛弃。在没有家人陪伴的地方，我们和哥们儿形影不离，对老师逢迎讨好——天知道如果我们拔了虎须会发生什么。
从老师那儿，我们学到嘲讽是社交控制的手段。男孩间的等级制度依靠嘲弄维持，形式各式各样，从言辞嘲讽到动手敲脑瓜，不一而足。攻击是最好的防御，被遭受嘲笑的恐惧驱使着，我们将奚落磨练成一种强大而保守的力量——不想被欺负，就去欺负别人。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预科学校曾因为对蝴蝶有特别的兴趣而遭受嘲讽。没有什么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旦我们发现某个男孩格外重视什么，我们就时刻准备着在合适的时机用此诛心。所以，最好的防御就是表现得对任何事都不上心。如果你不懂得怎样对自己冷淡，在伊顿公学这样的地方，就可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伤害。
这些不成文的校规在我们走进社会以后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过早与父母分离导致我们在作出选择时倾向于先放弃别人保全自己，工作遇到困难时容易跳槽甩手不干，以及为安全考虑而对自身情绪有所保留。
伦敦大学教育与性别研究中心创始人戴安娜·伦纳德于2009年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就读于单性别学校的男孩有更高概率在40岁左右与伴侣离婚或分居。以沙维利恩为代表的心理健康专家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认为，与家人失去联系的少年生活意味着我们对家庭有着过高的期望。我们的幻想是如此不切实际。为了弥补失去的时光，我们渴望性，但当性成为我们的弱点时，我们会对女性产生憎恶。作为成年人，我们不承认性依赖会是我们的软肋。为什么女人不能像我们小时候海报上的雅典娜女神那样完美呢？
在学校里，我们尽量不让自己感受到过多的情绪。愚蠢、愤怒、爱、悲伤、依赖、兴奋……这些都与我们无关。我们时刻警醒，一旦有所感觉就立即停止。相比之下，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的孩子更容易沉湎于情绪之中，在我們看来，他们软弱得令人难以忍受。
学校是怎样教会我们这种优越感的？语言表达是一种表现。在纪录片《公学》里，男孩们张口闭口就是“下等人”。在自我孤立中，我们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其他人都没有我们特别，而且经常很蠢。学校是八岁的我们学会鄙视别人的地方。
在乔治·奥威尔的著作里，依然可见卡梅伦、约翰逊和我这一代学生的心态。在记录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工人阶级家庭时，他展示了伊顿公学教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他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写道：“‘普通人’仿佛是另一个物种。他们脸色晦暗、口音粗俗、举止粗鲁……稍有机会就会竭力侮辱你。”陌生且危险的工人阶级唤起了上层社会“窃笑不已的优越感”。
与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和现任首相约翰逊一样，作者接受的也是公学教育。
我们的词汇库中充斥着贬低性词汇，范围囊括所有值得我们鄙视的人群。只要不是女孩、书呆子、乡巴佬、外国佬或死基佬，那就是和大家一伙的正派人。我们嘲笑所有和我们不同的人，反复讲关于奴隶、修女和女跨栏运动员的笑话。有一年9月，一个男孩从澳大利亚度假回来，我们就有了好多嘲讽澳洲土著的笑话。不属于我们这个集体的都在我们之下。我们也是少数，但在所有少数群体中，我们是最重要的精英，我们最终会执掌这个国家。
这种纯粹的野心是自我麻痹的一种方式：参加民主选举，编辑校刊，成为某机构领导，在全国性报刊上拥有专栏，出书，以及最油腻的——成为首相。露西尔·埃尔蒙格在其作品《烈火战车》中，将这种持续呼求关注和爱的表现形容为“法厄同综合体”。古希腊神话中，失意的法厄同坚持驾驶父亲太阳神赫利俄斯的金色马车，并在慌乱中坠落，将非洲的大片土地灼烧成了荒漠。根据埃尔蒙格的描述，被父母抛弃的孩子，对权力的渴求是他们命定的悲剧。
一旦我们发现某个男孩格外重视什么，我们就时刻准备着在合适的时机用此诛心。
选择让我接受这种教育时，我父亲定然已经设想到有益于我未来生活和工作的社会关系网：一群精英经过共同的非凡历练后，紧密团结在一起。卡梅伦身边都是志同道合的战友，2014年，首相班底的六名保守党成员中，有五人毕业于伊顿公学，另外一人来自圣保罗男校。约翰逊的传记作者索尼娅·珀内尔透露，约翰逊没有亲密朋友，他第一次婚礼的伴郎是他弟弟，但约翰逊知道自己适合与什么样的人相处。他还维持着与男校男孩的忠诚友谊，譬如大流士·古比——他曾因给约翰逊打电话索要某记者住址以便雇人殴打而臭名远扬，以及多米尼克·卡明斯——一个从公立学校转向私立学校的反叛者。这种忠诚眼下是否还存在尚不可知，但很显然，约翰逊和卡明斯分道扬镳之后，双方互相忌惮。他们投射在对方身上的情感意志深受学校教育的影响，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位于何处。
换个角度来看，约翰逊不过是1975年就读于寄宿男校的普通男孩。他不知羞耻地向外人炫耀着我们试图隐藏的秘密，他混乱无章法，草率且残忍，本质上轻浮糊涂。他一旦闯祸就退化成了小男孩，蓬头垢面祈求原谅。
卡梅伦同样在他造成混乱局面后，维持着一个公学男生的平静表象转身离场。他哼着愉悦的小调，假装没事。他或许有些顽皮，但好在英格兰和他个人的最大利益都被保全并安排妥当。这是自然的，像我们一样的其他精英男孩已经安排妥当。
我们仍在等待。或许40年后，一个更开明的英国在脱欧风波和新冠疫情中幸存下来，可能会把卡梅伦和约翰逊视作耀眼明亮的超新星，他们将与腐败无能的公学一道在太空里燃烧，壮观地毁灭。在过去600年间，任何押注在他们身上的人，都将失败。
[编译自英国《卫报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