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二十二年了，要是健在的话，已是九十高龄。父亲走时六十八岁，他在一个我们不愿接受和无法面对的年龄撒手西去，我们的岁月从此一片苍白。
每遇父亲的忌日，我都想写点文字纪念一下，可父亲是座山，父亲是一片海，抵达和靠近的难度使我不知如何下笔。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在为人父近二十年后，我似乎渐渐地读懂“父亲”两个字的深刻涵义。
重新提起手中的笔，是在读懂父亲之后，自觉而清晰地走进了父亲独特的精神空间与灵魂深处。
我父亲最初是以一个有“缺点”的形象，站在大人们面前的。
父亲出身于皖北富裕农家，胞兄弟五个，排行老末，家有良田数百亩，生活殷实无忧，父亲少入私塾，闲暇之余，偶尔去割草放牛，躬身农耕。可父亲天生读书材料，四书五经张口就来，简单农活手足无措。我小的时候，伯父伯母们经常绘声绘色地对我讲父亲留下来的笑话故事，其中最为出彩的是，幼小的父亲为完成爷爷奶奶交付的任务而偷他们已经割下的草，而且偷得天衣无缝。
父亲天资聪慧，过目不忘。在读私塾时，他每天总是最先完成先生布置的学习任务，文章书法随手落笔，任意东西，却能锦绣跌宕。后凭一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章他考入符离师范读书，又因成绩优异被选送到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深造。
大伯父是父亲长兄，也是父亲的启蒙老师，对父亲疼爱有加，同时亦对他抱有很高的期望。大伯父健在时，我每次去看望他，他都会说，父亲聪明过人，才情很高，但刻苦不够，否则在书法领域肯定能独步江湖，父亲在当地虽小有名气，但大伯父以为只走到半路。
可大伯父不知道父亲的人生设计中，压根就没有登顶的规划。
大伯父评头论足是有足够本钱的，他凭一手绝佳蝇头小楷曾被新四军赵汇川团长赏识，当上团里的文字秘书，赵汇川后来担任东海舰队司令时还经常提起大伯父。
大伯父知我也勤习书法，一再告诫我，学书法光依靠才情不行，要孤心苦诣，不避寒暑。他时常叹息，你父亲没写出来，可惜了。长兄如父，大伯父对父亲是手足之情下的惋惜与抱怨，情真意切。父亲对大伯父极为尊重，面对大伯父的批评，他从无辩解，总是笑着承认自己不是，作自我批评，一转身依然故我。
那是年少岁月里的往事。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过中年，向死而生，父亲先于大伯父离世。父亲去世的前一天，大伯父从另一城市赶来见父亲最后一面。他们老弟兄相见时，我正在老家为父亲选择墓地，不在现场，后来听母亲说，大伯父一直在抹泪，没吃一口东西。生离死别，情何以堪，大伯父当时也已八十多岁高龄，最疼爱的是老幺的弟弟，当时的情绪已经不能自控。
父亲二十岁左右便担任中学校级领导职务，自幼率性人生，平时心直口快，爱憎分明。“大鸣大放”时期，他提出意见，说男教师吃不饱，女教师吃不了。祸从口出，被人举报父亲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打成“右派”，上山劳动改造，拉石头做苦力，一度还被关进监狱。可父亲一生对此事从未承认错误，他昂着头行走在电闪雷鸣的天空下。母亲经常讲，父亲一生因性格缺点不知吃了多少亏。
父亲天生豁达，看淡一切，从容面对困难与得失。很难想象，作为一名富有才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对侮辱与磨难，是怎样的一种煎熬。我时常在想，如果换了是我，我能顺利挺过来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父亲终于摘掉“右派”帽子，当时已经五十岁出头了，那段时间是父亲一生中心情最好的时期，至今我还能记得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不少激情澎湃的诗词，以抒发劫后余生的感动和喜悦。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平时对父亲的埋怨，体现的应该是一种疼爱和欣赏。母亲是大家闺秀，家境强于父亲之家，一生跟随父亲吃尽苦头，但从未言苦，对父亲一直精心照顾。我小的时候家庭生活虽然极其困难，但每天早上，母亲总要做一碗香喷喷的鸡蛋茶端给父亲吃，以增加父亲的营养。母亲总是对我们说，你们父亲是家里的老黄牛啊，疼爱之情溢于言表。
我现在也是一名有着二十多年党龄的领导干部，对父亲被打成“右派”这件事，认识逐步全面、深刻、客观。我小时候总认为父亲性格执拗，不够灵活，不能够认清时务，随波逐流，给自己和家庭带来挫折和灾难。现在细想，这不正是父亲可贵的品质吗，不比那种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八面玲珑的人更可敬更可爱吗。父亲在三观方面的“缺点”应是他最大的优点，是他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父亲一生穷困，身后未留下一砖片瓦，但毕生穷大方，乐善好施。母亲生前曾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年母亲生病住院，父亲在旁陪护。有一天，一位农村老太太追到病房对着父亲鞠躬作揖。后了解得知，父亲几天前在打开水时，遇到老太太一家因无钱看病在抱头痛哭，便把口袋里的钱悉数掏出，送给老太太一家救命，父亲慷慨解囊，却在母亲面前只字未提。老太太寻找恩人数日，才找到母亲病房里来。母亲给我讲述这个故事，一是对父亲做法的赞赏，另外就是言传身教了，教导我要做一个富有爱心乐于助人的人。
我有一位叔叔惠景章，是父亲的学生，现已从淮北市人大副主任岗位上退休多年。惠叔幼时家境贫寒，但天资过人，成绩优异。有一年已开学半个多月，作为班主任的父亲不见惠叔来报到上学，便前去家访。看到惠叔的姐姐正在连天加夜纳做布鞋鞋底，一雙能卖两角钱，已经做了十多双了，但还没凑够弟弟的学费。纳做鞋底的双手布满了道道血口子。父亲赶忙拉着惠叔的手说，走，上学去。父亲用微薄的工资为惠叔交了学费。惠叔后来考上大学，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惠叔对父亲极为尊重，对我们也是关爱有加，那个时代的师生情谊历久弥新，令人动容。
父亲还是一位有着生活情趣的人，做一手好饭菜，但也因此有个“好吃”的缺点。父亲一直远离家乡在外地工作，后带着一位哥哥一起生活。为节省开支，自己生火做饭，练就一手好厨艺。其实，在那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所谓厨艺，只不过是一些家常饭菜做得可口些罢了。
我现在时常在想，父亲作为一名“右派分子”，历经苦难，备受折磨，然而对生活却始终能够乐观面对，充满热爱。这是怎样的一种承受能力与精神境界。而我遇到一些和父亲比不算是困难的困难，往往会犹豫彷徨，垂头丧气，真是令人汗颜。
父亲一生清高孤傲不愿求人。在我的印象中，唯有一次例外。当年二哥中考填写报名表时，错把我家非农业户口写成农业户口。要知道，当年两种户口分数线是不同的。此事关系重大，父亲无奈带着两瓶水果罐头，前往当时的县教育局领导家里，求他帮忙予以纠正过来，这位局领导曾经是父亲介绍其入党的老同事，他没让父亲进门，父亲带来的水果罐头也在双方推拉过程中摔碎了。
父亲回到家，满脸盛怒，狠狠踢了二哥一脚。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从不生气更未曾盛怒过。父亲桃李满天下，对学生和子侄从未打过骂过。当时看到父亲生气模样，我们也都吓坏了，也没有人敢问详细情况。只是从父亲骂二哥的言语中才得知了求人受辱的一些信息。
父亲一生为自己都没有求过人，而为了儿子的前程，不得已低下了头，又没受老同事待见，可以想象得出来，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悲愤与凄凉。舐犊之情逼着父亲委屈自己忍辱求人。
父亲一生亦是小气的。印象中父亲从未给自己和我们弟兄三人买过一件衣裳。父亲和我们的衣服全是母亲亲手缝做的。母亲心灵手巧，是享誉四里八乡的裁缝能手。在那个年代，上下湖（老家当地的称呼）几个村，父老乡亲所穿衣服几乎全是母亲缝做的。母亲人缘极好，备受大家尊重。
父亲在衣着上从不讲究，冬天一身棉衣棉鞋，夏天则是汗衫布鞋。后来生活条件逐渐好些了，学校的老师中，冬天里只有父亲一个人穿着自己做的棉衣了。看着其他老师美丽“冻”人，父亲总是乐呵呵地说，还是我这棉衣暖和呵。
父亲在吃的方面倒是大方的。为了增加我们的营养，父亲的工资除去我们上学的费用及其他必要开支外，几乎全用在吃饭上了。
父亲对我们弟兄三人的学习极为重视，全力保障读书方面的开销。我从五六岁开始跟随父亲研习书法，至今还能记得第一次在宣纸上写字的情形。
父亲专门赶到县城买了两三张宣纸，一张一块钱左右。那个时候父亲的工资也只有二三十块钱。一天晚饭后，父亲点亮了煤油灯，把宣纸铺在吃饭的四方桌上，郑重地对我说，学习书法一定要体会宣纸上写字的感觉。在父亲的悉心指点下，我写下了“飞凤家”三个大字，这应是我人生中第一幅书法作品。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当年自己都不舍得用宣纸写字创作，而让我这个小毛孩子在宣纸上信手涂鸦，父亲对我该抱有多么大的期望。
我也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从初三开始我便只身一人赴外地求学，无论是中学大学阶段，还是参加工作后，三十多年来学习书法从未间断过，几年前终于加入了中国书协，我能在书法领域取得稍许成绩，是对父亲悉心训练的回报，也算是对父亲用心培育的一种告慰。
父亲“缺点”之外是缺憾。随着大哥二哥先后考上中专，参加工作，我们的家境逐渐好转起来。两位哥哥工作后全力支持我读书学习，我后来考上了安徽大学就读法学专业，其实两位哥哥的成绩都是非常优异的，完全可以考上較好的大学，他们俩为了家庭为了我，提前步入社会，放弃了继续攻读的机会。然而，社会是一所更宽阔的大学，大哥学医后不断学习深造，现在已成为中医名家，为印尼总统把过脉问过诊，医术享誉全国。二哥学习财务，现在已是市局一把手，成为一名正县级领导干部。我担任地方主要领导职务也已多年。
但这一切，父亲都未曾看到。
父亲退休后没几年就患了重病。当时家庭情况虽有些好转，但还是筹不足父亲所需高昂的医疗费用。父亲对死亡看得很开。学生亲友来看望时，他总是笑容可掬地和大家聊天话家常，并且经常开导大家。父亲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唯物主义者，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几个孩子已经尽力了，我很满足，没有什么遗憾。
其实，父亲是有遗憾的。有一天，他单独对我说，我想多活几年，想看着你们弟兄几个成长、进步。可老天有眼，疾病无情，父亲还是走了，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刚刚工作一年多，还没有成家，这也是父亲的缺憾之一。他总自责地对别人说，三儿还没成家，我没有完成任务啊。
父亲去世的前一天，主动要求换上新衣服，母亲亲自给父亲穿上了已准备好的深蓝色毛料中山装，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件毛料衣服。父亲去世多年后，母亲每当想到此事，都还深深自责。
父亲是早晨六点多走的。我陪他聊了整整一夜，父亲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反复叮嘱我一定要照顾好母亲。他讲，你们母亲一生吃的苦太多了。父亲最后又吟诵陆游《示儿》诗并交代，你们兄弟三人每当取得成绩时，一定要到我的坟前给我说说，也让我高兴高兴。
我也有无法弥补甚至不能原谅自己的巨大遗憾。父亲生病后，他可能预感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有一天，他向我提出，等病好些了想去趟北京看看。我没有理会，我当时认为，要把所有的钱都用在治病上，去北京只能是浪费钱。我当时对治好父亲的病还是抱着很大希望的，在我拒绝后，父亲再也未提起去北京的事。父亲一生都没有去过北京，这成了我后悔莫及的最大憾事。
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我专门去了趟天安门，坐在长安街路边的台阶上，望着家乡，想着父亲，流着眼泪，很久很久。
送走父亲的那一天，突降大雪，到处银装素裹。
父亲退休后开始写回忆录，全面总结自己的一生。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我对自己要求不高，只求死后，后人指着我的墓碑，不骂我，最好还能说上一句，这是个好人。
父亲去世十年后，母亲也离开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我们为父母亲立了墓碑，碑文由我撰写，后经两位哥哥修改定稿。父亲的碑文如下：戴龙灿，又名戴群，生于一九二九年，逝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少时入私塾，擅文章，好书法，学有所成。入师范研学，从教四十年。命运起落坦然对，桃李满天下。随欲一生，淡泊寡欲，与世无争，宽厚仁慈，爱憎分明，一世清白。优秀家风传后代。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日定稿于北京中共中央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