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是一部严肃的电影。它讲述了奥本海默个人和全体人类的双重悲剧。
就奥本海默来说，他原本是美国战时最重要的科技工程的领导者，却在完成使命以后，成了美国政府怀疑和调查的对象。他在精神上饱受折磨，尊严和名誉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对全体人类来说，核武器的发明事实上为人类的灭绝提供了技术支持。战争原本就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游戏，随着技术的进步，战争中杀人的效率也在不断提升。可直到发明了原子弹，人类才不得不面对完全同归于尽的现实可能性。从此以后，死神就永远注视着人类。
电影中的这个场景，便是这部电影中最重要的一个隐喻。
在观看《奥本海默》之后，没有人可以笑着走出电影院。
科学技术当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进步、繁荣、欢乐，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我们不能只对科技的进步大唱赞歌，而对科技的负面影响视而不见、闭口不谈。
科技是中性的，它具有两面性。
但是科技又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在今天，对我们日常生活影响最大的是信息技术，包括各种电子设备、软件、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已经被信息技术统治了。
因为我们可能发现了，现在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在不断下降，而信息技术的权威性、掌控性在不断上升。它甚至正在一步步压缩每个人自由意志的空间。
如果更具体一点分析的话，当下信息技术对人的第一个负面影响是：技术对人的监控。
公共场所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大大提高了社会的治安。我还记得小时候（上世纪80年代），我老家经常有入室偷盗的案件，家家户户对小偷都诚惶诚恐，因为若是小偷一光顾，家中的财产就可能被洗劫一空。可是现在，这些飞檐走壁的毛贼应该说是很少了，到处都是监控，被逮到的可能性太大了。
可是如果把摄像头安装在个人的、私密的场所，那么它就会成为对个人的严重侵犯。比如，隐藏在酒店房间里的摄像头，竟然会成为直播的工具，甚而形成产业链，让人瞠目结舌。
又比如，在一个公司里，老板有没有权力在每个员工的工位上安装摄像头进行监控呢？
以前我还听说有人提出一个“创意”，让教室里的摄像头具备的计算机视觉算法，能实时监测哪个学生低头了、打哈欠了，自动识别，立即警告……
有时候，技术真会让人毛骨悚然。如果摄像头安置在了不该安置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成了一座监狱。
还有一种常见的监控是手机上的打卡。打卡是一种强制性的任务。“打卡”这个词自带的意思就是：你不能不打。
比如在某钉上，打卡是使用率很高的功能。在公司里，出于管理员工的需要，打卡通常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老师用打卡来管理家长，那就越界了。因为家长并不是学校的员工。
每个人刚拿到一台新手机时，都是兴高采烈的。因为他们以为手机是给我玩的，所以我们常说“玩手机”。其实不完全如此，如果你是“自愿”地使用手机，那么手机是娱乐、是放松，但是如果你是“被迫”地使用手机，那么手机或许就成了一副电子手铐。
信息技术对人的第二个负面影响是：技术制造假象。
以前说“眼见为实”，后来发现照片可以P的，那么视频总是真的了吧，现在视频还可以“换头”了。
同时，现在的AI技术也能进行“声音拷贝”，生成足以乱真的假录音——上个月，我自己就试验过，拷贝生成自己的语音角色，仿真度确实是不错的。
技术已经具有了制造假象的能力。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区分真还是假呢？如果有人被造假的“证据”诬告了怎么办？
如果，我们区分真和假的成本变得无限高，那么我们还能相信什么是真的呢？
音视频的造假，本质上不是伪造视频或者音频，而是“伪造现场”，它让人误以为一个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发生了或者正在发生。英国电视剧《真相捕捉》就生动地探讨了这个话题。
在这部电视剧中，安防摄像头的实时画面可以被造假，面向国民的直播演讲可以被造假。而且这个造假，真的做到了让专业人士也真假难辨的程度。
可见，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有可能成为犯罪分子和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实在是让人惶恐。
除了“伪造现场”以为，还有一种技术造假是“伪造舆论”。
有时候，我看某平台上的“热搜榜单”，就很奇怪，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情啊，怎么有这么多人关心呢？这种网络的热度是不是一种人为制造的假象呢？
还有一个悖论是：如果热搜是可以买的，那还是热搜吗？
另外基于个人浏览历史的推荐算法，自动为每一个用户塑造了一个“信息茧房”。大多数时候，我反复看到我曾经关注过的东西，然后又不断地强化，并进一步塑造着我的认知……
以上这些都是技术每天带给我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排山倒海涌来的信息一方面让我们应接不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信息技术对人的第三个负面影响是：技术致贫。
我以前读过孟加拉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的传记。尤努斯因通过小额贷款来扶贫的工作而广受赞誉。
尤努斯的“小额贷款”，跟我们理解的“小额贷款”不太一样。他的“小额”真的很“小额”，通常一笔贷款只有几十块到几百块人民币不等。但即便这么少的钱，就能救助很多人，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为什么呢？因为，曾经的孟加拉国，有大量极端贫困的人，他们真的很穷。这些农民想种田，但是没有最简单的农具，可能连一把锄头都没有。所以尤努斯给他们贷款，让他们可以买一把锄头，买一袋种子，买一点化肥，然后就可以种田了。
但是如果没有尤努斯的话，很多人就只能一辈子困在买不起一把锄头的死局中……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有多可怕。
那么在信息社会，我们需要的“锄头”是什么呢？一台性能强劲的电脑，并不是人人担负得起的。正版的专业软件，也有不菲的价格。订制专业的服务，成为会员，都需要钱。如果你需要接受好的教育，掌握前沿的知识，更需要钱。
如果一个人的月工资只有三四千，那么只够最简单的吃穿住用，却没有办法在“生产力”上进行升级。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买某个设备，可以怎么办呢？那就分期付款，于是你就要支付不低的利息，你的经济负担也就越来越重。许多人借了钱，一开始好像尝到了甜头，后面则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现在的现实就是：随着技术的飞速进步，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的科技精英和投资家手中。英伟达、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特斯拉等的市值高到骇人。
而普罗大众，大部分仍在生存的基准线上挣扎。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多少人，每天含着短视频、手机游戏的“奶嘴”，在生存的焦虑中一天天度过呢？
请问，技术到底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直面技术的两面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思考“技术伦理”这个议题。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贺建奎这个名字？他曾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经他之手，诞生了两个经过基因编辑技术的婴儿，严重突破了伦理底线。他也因此被判入狱三年。
科技具有强大的威力，但是使用科技应该有合理的边界，有适用的范围。这个边界的确定，是要以“人”为衡量标准的。而不是只追求某一个指标、某几个数字的提升。
科技应该是以人为本，为人的生活和幸福服务，而不是反过来，去伤害到人本身。
不要天真地以为，一个新技术出现了，就一定是好的，就要全都拿过来用，才叫跟得上时代。
盲目的技术崇拜和不加审视的技术滥用，有可能正在伤害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