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美元霸权背后支柱，是破除美元霸权的关键。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理论霸权、舆论霸权——四大霸权支撑美元霸权，但现在看，似乎还该加上“科技霸权”。
军事霸权：武力威慑脱离美国轨道的国家，维护国际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结算的地位，为金融霸权开路。金融霸权：通过大宗商品期货定价权，将灾难引向实体经济为本的发展中国家，从而掠夺全球资本和财富。舆论霸权：英美利益集团操控西方媒体，依仗巨大的资本实力选择性发声，使其他国家的舆论力量大打折扣。理论霸权：为世界“洗脑”，让舆论霸权更具效力，让发展中国家跟随金融帝国的逻辑，不知不觉地掉进它们设定的陷阱;科技霸权：基于美元霸权，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去培育和购买全世界的顶级人才，并垄断关键科技优势，并使之变成制约他国经济强盛的武器。
摒弃“新自由主义宗教”
历史证明，无论金融战还是军事战，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行动，都离不开舆论先导。尤其是金融战，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资金流向，资金流动决定经济健康——这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凸显舆论了重要性。为什么西方舆论会如此灵光？因为，部分被“洗过脑”的专家、学者，甚至官员与民众，都会认为“人家说得对”，并跟随舆论的指挥棒，掉进人家设定的陷阱。
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把消费物价上涨定义为通货膨胀——货币投放过多，而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资本、美元升贬决定资源期货价格走势的背景下，CPI上涨往往属于输入性物价上涨。所以，货币投放往往是被动跟随价格，原材料购进价格越高，企业所需贷款数量越多，倒逼货币当局不得不去满足企业货币需求。否则，经济停滞，企业破产，而未来物价会因供给不足而出现更大涨幅。所以，必须认真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对症下药，而不是一味机械教条地通过货币手段去控制物价。
再比如，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强烈反对“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但面对当下可能发生的全球性“滞胀”而言，如果美国允许“工资和物价循环上涨”，那大宗商品价格会不会涨上去就下不来？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许“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从而导致企业前端成本无法顺利向后端消费品转导，并引发股市下跌，企业求贷无路，大量退出，经济会否还有美好的明天？相反，美国通过“物价和工资循环上涨”护住消费、投资，实体经济生存环境改观，一旦重获实体经济新生，美元霸权地位必得巩固。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掉进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陷阱。
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它带给我们许多重要的认知启示，但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学说，一个学术门派，都必须经受实践的检验。
我们认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需要破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束缚，依据中国的经济目标与国情特点，探索中国的金融和经济的规律与逻辑，依此实现中国金融理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才有可能走出中国特色的金融之路力。
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
按照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金融供给结构应逐步转向“长期金融为主，短期金融为辅;资本金融为主，货币金融为辅;股权金融为主，债务金融为辅”。为此，央行应大力调整M2结构，拓展对货币职能的认识。
必须意识到，单一强调货币的交易职能是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特征之一，其真实用意是将货币发行权交予金融资本巨头，弱化货币的主权属性和政府控制货币的权力。但基于金融理论发展，中国需要扩展货币认知，更多强调货币的主权属性和资本属性。这就要求央行通过提高基础货币供给、降低货币乘数倍数，调整M2结构。一来，确保广义货币M2的合理增长;二来，推动中国金融长期化、资本化、低成本化;三来，减低商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增加存款——创造货币的能力，降低金融运转速度，降低流动性风险，降低金融成本，使中国金融变得更加稳定。
区分外资性质，尽量兴利除弊
研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热钱”大进大出带给一个国家的危害，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但是否该因噎废食？不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科技已经成为国际经濟竞争的第一要务，而且，当代和未来科技所需资本规模之大，史所罕见。科技竞争首先是资本竞争，尤其是股权资本、产业资本的竞争。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球资本的簇拥。那该如何兴利除弊？
看清不同资本不同偏好。资本有的偏好债券投资，有的偏好股票投资，有的偏好实业投资，有的偏好种子/天使/VC/PE，有的偏好货币套利等。因降息而逃的资本属于哪类？当然是债务和套利偏好的资本，很多也就是俗称的“热钱”。但股权投资偏好资本、实业投资偏好资本，会反感低利率的金融环境吗？显然不会。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股权投资、实业投资偏好的资本，而非“热钱”。
不给金融大鳄搅乱金融市场的工具。历史地看，国际金融大鳄狙击一个国家的金融市场，通常需要市场提供足够高的杠杆、足够多的金融衍生品。所以，应当依据实体经济需求去设置金融衍生品，以及杠杆倍数。
应当始终保持并提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能力。同时，应当以立法的方式明确告诉世界：对一切“恶意金融攻击”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和干预权力。2010年，当欧洲央行获悉金融大鳄预借欧债危机狙击欧元之时，果断采取措施，不仅要求金融巨头每日提交交易报告，甚至临时拘押了其中的几位始作俑者。
强化舆论导向和预期引导
经济舆论决定市场预期，市场预期决定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决定资本流向，资本流向决定经济健康——这样一条规律线、逻辑线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从历史经验看，经济舆论与一国金融安全密切相关。
鉴于经济舆论的专业性，它往往比政治舆论来得更加隐秘、更加复杂，这恐怕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舆论方面往往处于劣势的关键原因。怎么办？从根上入手，铲除社会公众对一些理论问题似是而非的错误理解。
建立专门研究团队，组织多方面的经济专家、新闻人和社会心理学家，研判当下经济舆论动向，并给出具体分析，给出经济舆论引导方向的建议，并依托国家主流媒体和重要传播渠道，借以引导和形成良性预期。
防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过度转移至境外
实际上，全球经济已经陷入低谷，中低端消费品也是未来国际市场的重要需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之所以很快修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全世界在危机中失去了奢侈消费能力，大量消费转向一般消费品，中国生产的一般消费品也成了他们的生活必需品。
中国经济学家樊纲曾经多次提出：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能。实际上，除了军事用途外，一切科技进步最终都要汇聚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文化娱乐等生活层面。所以，政府在鼓励科技进步的同时，有必要同时关注与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密切相关的消费品工业领域，激励这些产业加快摆脱散而小的状况。尤其在基础设施大规模延伸向西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通过产业转移，使之形成几个大型龙头企业，形成几个完整的产业链集群，并以科技渗透保持一般消费品“物美价宜”的中国优势。
这方面的典型教训是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当其消费品生产走向高端时却发现，尽管高端消费品确有较高附加值，但越是高端消费品，市场容量越小，竞争越剧烈。比如，凌志轿车就遇到欧洲高档轿车的挤压，最后高端轿车也无奈走向“相对价廉”的套路。更严重的是，高端消费品可能根本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所必需的经济规模。欧洲、日本都是例证，当他们失去一般消费品的制造能力之后，再想恢复，难上加难。
事实说明，中国一般性消费品的生产优势，恰恰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关键，或许也是中国保证自身金融安全、经济良性发展的手段。
研究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的措施
历史地看，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暴跌必有华尔街之手。中国是制造大国，是国际原材料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所以，避免，至少弱化金融资本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侵蚀中国利益，是当下也是未来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们的总体思路核心在于：充分发挥中国制度优势，一手保住企业，一手保住消费能力，从而保住中国经济活力和良性循环。（编者注：2021年5月19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看清美国“无惧通胀”背后的企图——关于破解大宗商品价格困局的12项建议》，具体事项请参阅这篇文章。）
还是那句话：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按套路出牌，不去跟随敌手所希望的时间、空间和方式，而是以我为主，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才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保障。维护自身金融安全也一样，我们必须会打“迷踪拳”。所以，我们当前最为重要的任务或许是，看清美元霸权背后的支柱，有针对性地查漏洞、立规矩、补短板、强筋骨、造优势，在加厚金融防线的前提下，加大开放力度，使中国有机会利用全球股权资本、实业资本加速中國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