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医生，曾经在乡村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
可如今，他们却面临着工作难、收入低、待遇差等一系列难题。
2023年4月，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的通知》，提出为大学生乡村医生提供编制保障。
许多年轻人在刚毕业后，就进入了乡镇或乡村，接触基层医疗工作。
“斜杠”医生
冯颖穿着白大褂，骑着小电驴，在村里挨家挨户找失能老人时，乡镇卫生院突然打来电话，让她下队，给大坝上的防汛人员送药。室外气温升到了39℃，她拎着药箱赶过去分发中药液。
22岁的冯颖是县里第一批“乡村医生订单定向培养”的大学生。自2010年国家开始实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后，各地陆续制定相应政策，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
去年毕业后，冯颖被就近分在了邻村的村卫生室，履行六年的服务期。按照与县卫健局签订的就业协议，六年后，她可以参加乡镇组织的考试，获得编制。
免学费、分配工作、离家近……高考后，冯颖就被卫健局的宣传吸引了。在成为年轻村医的一年里，除了医生，冯颖还是“电话客服”“文职员”和“摄影师”：电话随访村民健康状况、更新村民手机号，为了打报表在b站上自学数据和表格，给各种活动拍照……她描述，“什么基层的活都干。”
拍照几乎是村医何天宇的日常。他比冯颖小一届，是湖南省某市“本土化公费定向培养”的乡村医生。进入村卫生室后不久，他256G的手机内存就被“干爆了”。为了做村民的健康随访以及各种通知，他还特意办了一张每个月1000分钟通话的电话卡。
与冯颖和何天宇一样，或看中编制的稳定，或出于自身成绩、经济条件的考虑，许多年轻人涌进乡村，还有人为了编制和“铁饭碗”，从三甲医院辞职回到老家。
但这条轨道并没有想象中平稳。
按照国家规定，乡村医生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向农村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并承担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的其他医疗卫生服务相关工作。
但对于尚未获得执业资格的年轻村医来说，每天围绕着他们的是繁琐的公共卫生工作：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和预防接种，0～6岁儿童、孕产妇、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共12项，所需资金由政府承担，执行者是乡村医生，落实一年四个季度的四次随访。
对于年轻村医来说，随访的最大难度是人员不熟。如果不是靠站长（一般由所在村卫生室的老村医担任）带，冯颖经常被村民当成骗子。有人在被冯颖服务过五六次后，仍然每次都问“你哪个？”上门给村民测血糖、发宣传单时，她还经常被狗追。
何天宇的村卫生室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老村医的帮助，第一、二季度的随访只能靠他挨家挨户地问。到了第三季度，他已经摸清了人员位置，但时间把控也是个难题——量血糖需要空腹，村民起得早，尤其在夏天，人们往往五六点就已经离家干农活了。
何天宇集中安排了3天，提前告诉需要测血糖的村民“一定要不吃早餐，在家等我来”，每天4点多起床，赶在村民下地前，把这个季度的血糖测完了。
年轻村医与村民建立信任的过程漫长。很多村里几乎只有父辈一代相互熟识。何天宇就在老家工作，回村向大家自我介绍时，特意说“我是谁家的儿子”，希望得到村民们的支持。但很快，他发现这并不容易。
拖拉机与小电驴
公共卫生工作繁杂辛苦，站长带冯颖“认眼缘”，慢慢向村民介绍。“（站长）那时候都开拖拉机去给村民随访，下着大雨还要做健康教育。”
某种程度上，老村庄与年轻村医的碰撞、磨合，就像拖拉机和小电驴的不同：前者笨重，但在村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后者新巧，但在偌大的村子里，显得形单影只。
比如，对于康复专业的范凯哲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没病号”。
去年，范凯哲通过省内的“医学毕业生特招计划”来到乡镇卫生院，院长正好有意发展康复和医养结合，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
“大医院发展项目靠缺口，乡村建立新项目靠宣传。”为了宣传康复科，每次卫生院下乡给村民做体检或健康教育，他都跟着去向村民讲解康复，现场拉几个村民上来做演示，告诉大家卫生院新成立了康复科，针对的病情有颈椎病、骨折、偏瘫、脑卒中，有需要可以过来。
但一年以来，康复科只迎来了五个病人。为了留住病号，范凯哲会给患者免费做几次。尽管如此，最终留下来的只有一个病情较轻、找范凯哲做推拿的病人，其他四个都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
“心里的观念是一座大山。”范凯哲说，老年人看病的特点是能省则省。“他们的固有观念是，病了就得吃药，不吃药怎么能治病？”康复在许多人的心里，是一件花钱、花时间，又没什么用的事。
冯颖也发现，村民既有的医疗习惯难以撼动。比如，村民更愿意吃“一包一包花花绿绿的小药粒”，那些药的主要成分是抗生素，药效猛、好得快。“给他拿盒装的药，他第一感觉是你想从里面赚提成，不信你；第二见效慢，他们也不愿意吃。”有人嫌麻烦，不愿意去乡镇卫生院挂号、排队。本来花十几块钱买几盒药就能解决，他们宁愿花四十多块钱在村卫生室吊两瓶维生素。
“大部分村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贾进业也很无奈。他曾经碰见一个患高血压的老人，告诉他要吃药控制。老人说贾进业吓唬他，自己又没有不舒服，为什么要吃药？
没过几个月，那位老人打来电话，让贾进业叫救护车接他——他一边身体因高血压导致中风，偏瘫了。“到那个时候才觉得我说的话没有骗他，但是代价很大。”
“守门人”
有次，何天宇接到村民来电：我爸爸被蛇咬了，该怎么办？只有县级医院才能打血清，何天宇让他先用绑带把伤口扎起来，同时马上打电话给县医院，为被蛇咬的村民开辟绿色通道，免去挂号等程序，直接接受检查和治疗。
小时候，何天宇也被蛇咬过。村里蛇多且有毒，被咬的脚踝“肿得比大腿还粗”。当时是村里一个老中医，先帮他把毒吸出来，再用自己采的草药敷着治好的。这次突发事件让何天宇觉得，“做乡村医生还是有意义的”。
冯颖也有相似的体验。如果没什么病人，她五点多就能下班，但站长会继续留在卫生室，因为晚上也会有村民来看病。有时候孩子发烧，半夜打来电话，站长立马穿上衣服，去村卫生室开灯配药，上门给孩子输液，输完再过去收医疗垃圾。
本来就有编制的范凯哲7月份辞职了。一方面，他五月订了婚，单薄的工作无法支撑未来的小家；另一方面，他难以接受没有病号的现实。“让你感觉到自己可有可无，这是很可怕的。时间久了，你就不知道自己要为啥努力，要怎么努力了。”
而冯颖正在逐渐适应乡村生活。在村里跑多了，村民看到她骑着小电驴随访，会从菜园里摘黄瓜、西红柿，放在她的车筐里。
但大部分时候还是孤独的。冯颖没有其他同事，站长和村民唠的家长里短她也插不进去话。经常有来看病的村民问她，你怎么还不去上学？还有来输液的村民给她说对象，是自家表妹的外甥，被拒绝后，“人家也不让我给拔针了。”
在老家做村医的何天宇也决定再试试。一是卫生院主任提到，第二年可能会落实编制；二是做村医这半年，他能明显感觉到村民对他从陌生、质疑到逐渐信任的转变。
一开始，何天宇给村民打电话，自我介绍还没说完，就被挂断了。现在，一些村民看到他，大老远就冲他挥手，邀请他去家里吃饭，也有越来越多村民开始主动向他咨询一些疾病知识。
最近，何天宇正跟着镇上一位有口碑的医生“拜师学艺”。有村民找他，他就赶回村卫生室，没人时就跟着师傅学西医诊断、开中药，提升临床经验。此前，由于上任老村医患了眼疾，村卫生室已经空了好几年。“我们村确实需要一个乡村医生。”
作者：邱启媛编辑：王一然
来源：极昼工作室（ID：media-fox）
